即將過去的20世紀是一個偉大的世紀。這100年，無論對於世界還是對於中國，都是一個充滿劇烈震蕩、經曆深刻變革，同時又取得巨大曆史進步的不平凡的年代。
在本世紀的前半葉，即從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50年間，中國人民在屈辱和苦難中奮起，經過前赴後繼的英勇鬥爭，其中包括農民的自發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尤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贏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本世紀的後半葉，即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近50年間，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積極從事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建設，使一個極度貧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逐步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然而，近年來，有人卻打起“回顧20世紀中國”的旗號，提出要“告別革命”，對革命和革命曆史進行汙蔑。他們宣稱，革命，歸結起來不過是一個“糟”字；而改良，才是療救一切的萬應靈丹。
怎樣評價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的曆史，這是一個原則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涉及以往一百幾十年間中國人民進行的鬥爭，而且關係整個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試想，如果革命本身就要不得，那麼，革命的成果——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還要得要不得呢？顯然，對於這樣的問題，是不能不加以辨明的。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麵臨的曆史任務基本上是兩個：一個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這兩個任務是互相關聯著的。不爭得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就不可能開展大規模的建設，國家的繁榮富強這個目標也就無從實現。而為了爭得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就必須革命。舍此而外，別無他途。
本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總是交替采取漸變和突變這兩種形式，或者說表現為和平進化和革命變革這兩種狀態的交替。在通常的情況下，人類社會是以漸變的方式演進的，這時改良、改革對曆史發展起著推動作用；當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不推翻現存的反動政權就不能改變陳腐的生產關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推動變革的社會力量也相應地成長起來了，這時革命就會被提上議事日程，並成為曆史發展的主要動力。
不懂得不同質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去具體考察各個時期社會矛盾的特殊情況和曆史特點，無條件地排斥一切革命，而把改良絕對化、神聖化，這種“改良崇拜”本身就是十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它把複雜的社會曆史問題極度地簡單化了，因而是反曆史、反科學的。
還在100年前，恩格斯就說過：“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製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列寧也說過：“革命是不能‘製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誌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曆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如果具體地考察一下，中國的先進分子是怎樣舉起革命的旗幟，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又是如何投身於革命的，我們就會發現，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矛盾已經尖銳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不奮起革命，國家就不能生存，社會將不能前進，群眾也再沒有出路了。難道當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反動派把人民推向饑餓和死亡線上的時候，他們仍然應當束手待斃，甚至麵對高高舉起的反革命屠刀也沒有挺身戰鬥的權利，反而應當引頸受戮嗎？
是不是有可能不經過革命，就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完成近代中國麵臨的曆史任務呢？答複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舊中國的統治者，無論是清王朝、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是以外國帝國主義作為靠山、以本國封建勢力作為社會支柱的，它們不願意、也沒有能力去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享有的特權，解除封建主義對於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束縛，從而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並由此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掃清道路。
從根本上說，近現代中國的革命是被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反動派逼迫出來的。中國革命的許多先驅者早年並非沒有想過采取溫和的方法來推進中國的變革。比如，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曾上書李鴻章，建議厲行變法，以籌自強。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拓者李大釗曾經一度認為，共和政治的實現是一個漸進過程，人們對於北洋政府統治下的“民國”應取補台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在“五四”時期也曾主張過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期望以漸進的、非暴力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發展。隻是當他們看清了反動統治者的冥頑不靈，痛感不革命社會就不能進步、人民就無法生存時，他們才毅然決然地舉起了革命的旗幟。
事實上，正是由於不革命中國便無由進步，許多原本抱著善良的願望，企圖通過改良來救國的人，也在實踐中逐漸認清這一點，從而使自己逐漸變成革命的同情者、擁護者的。比如，原著名的民族工商業者榮毅仁在回顧自己的經曆時說過：從美國留學歸來之後，“我懷著家傳的‘實業救國’的理想，回到家鄉無錫，致力於發展民族麵粉加工工業。但由於外國的侵略，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經濟的凋敝混亂等，所擬計劃，大抵成為泡影”。他由此認識到，“在那樣的年代，縱有一顆愛國心，也勢必一籌莫展，一事無成。政通方能人和，人和才能事興，現實給我以深刻的教育”。他終於成了中國革命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忠誠的朋友。著名的科學家嚴濟慈在回顧自己的經曆時也說過：“我曾懷有科學救國的誌願”，“但是舊社會的現實使我不能實現自己的誌願”；中國的繁榮富強固然“離不開科學，而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他終於在耄耄之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戰鬥行列。原民主建國會的負責人之一施複亮是抗戰勝利後主張中間路線最力的一個。他說過，他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但主張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可是到了後來，他也明確地宣告：“自由主義者雖多半希望采取漸進的改良的方法，但當他們發現了統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時，他們也會毅然決然走上革命道路。”嚴酷的政治實踐使人們懂得，必須首先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政權，“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以及政治民主化等等，才不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和幻想，而成為可以付諸實行的興國利民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