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革命會有犧牲。那些宣布要“告別革命”的人們正是以此來攻擊革命、否定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的曆史的。為了答複這種責難，有必要指出以下兩個基本的事實：
第一，如果不進行革命，而容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聯合統治，中國人民是不是就可能免除痛苦和犧牲呢？不是。這樣做，恰恰意味著他們將長期地遭受難堪的痛苦和巨大的犧牲。我們看到，在舊時代，億萬中國勞苦大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紮；幾十萬、幾百萬乃至幾千萬中國的無辜平民為外國侵略者的屠刀所殺害；難以計數的中國人的生命財產毀於舊軍閥、新軍閥的混戰；幾百萬、幾千萬的災民流離失所，許多人凍餓而死；由於營養不良和缺少起碼的醫療條件，許多人過早地夭亡，全國人口的平均壽命不過35歲……。試問：當時中國人民遭受的痛苦和付出的犧牲還少嗎？為了解除這些痛苦和犧牲，他們為什麼不能像戰士那樣站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卻必須充當馴順的奴隸，俯首貼耳地去忍受悲慘的命運呢？
第二，“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在革命時期，人民群眾“能夠作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人們在革命中付出的犧牲，是以換得曆史的進步作為補償的。中國近現代的曆史證明了這一點。在本世紀的前半葉，中國主要在進行革命。正是這個時期的革命鬥爭，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30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麵貌，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它不僅挽救了中國的危亡，打碎了套在中國人身上的枷鎖，蕩滌了舊社會的汙泥濁水；而且打開了中國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路。如果說，革命勝利前的50年，我們的民族蒙受過深重的屈辱，我們的人民經曆了無窮的災難；那麼，革命勝利後的近50年，雖然也還遇到過許多的困難，甚至發生過暫時的、嚴重的挫折，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的民族是真正站起來了，我們的人民終於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重又煥發了青春的光彩。這種曆史性的變化，離開革命和革命的勝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因為如此，任何不懷政治偏見的中國人，都把革命的事業當做偉大的事業，都把革命的旗幟視為光榮的旗幟。他們對於那些在黑暗的年代裏高舉革命火炬的無畏戰士，對於那些在戰鬥中倒下的英烈們，懷有深深的敬仰之情。
近現代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從來是深厚的，中國人民在反抗運動中的表現始終是英勇的。為什麼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間的鬥爭，多以失敗而告結束；而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這30年間的鬥爭，盡管也有曲折，卻終於贏得了偉大的勝利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說，在於“五四”以前“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能抵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思想是宣告破產了，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隻是在“五四”以後，中國人學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在精神上才“由被動轉人主動”；而一旦他們學會把這個理論同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時，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成為不可阻擋的了。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革命具有如此的明效大驗，否定革命、否定革命曆史的論者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是毫不奇怪的。有的論者公然把馬克思主義稱做“外來的異族文化”，攻擊它“既不能安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主張“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成為“代表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的正統思想”。這種觀點大謬不然。
首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是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始終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付出了難以計數的犧牲，從而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最忠誠、最熱烈、最堅定、最徹底的愛國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正是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中看到了一支拯救祖國的生機勃勃的新興力量，因而歡迎中國共產黨與他合作，他自己也由此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偉大的朋友。他的戰友和忠實追隨者宋慶齡、何香凝等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前進，終於使自己也成為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