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猶如滾滾春潮，波瀾壯闊。我國生產力飛速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惠，也進一步認識到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因為如此，有一些人從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對立麵出發，在“改革開放”這一恢宏曆史樂章中，時不時地摻人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在“為什麼要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改什麼”、“怎樣改”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始終存在著一些錯誤東西的幹擾，始終存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與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觀的尖銳交鋒。這些交鋒體現在根本的間題上，就是改革開放究竟應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還是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中國究竟應走什麼路？
二十多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錯誤思潮的逆流一次次地破壞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幹擾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這股逆流在1989年政治風波中達到一個巔峰之後曾收斂了一陣，進入90年代後又不時地興風作浪，《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正是這股逆流卷起的一道惡浪。
《交鋒》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體現在它極力貶損堅定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想方設法否定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借一些“名家”之口大肆曲解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鄧小平理論，並使之與馬克思主義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等原則性錯誤上。這正是全書的基本內容和主旨。《交鋒》在改革開放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的交鋒正是圍繞這三個層麵展開的。
1998年春天，《交鋒》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之後，便受到美國意識形態的喉舌《美國之音》以及其他西方輿論的極大青睞和賞識。1998年4月13日的美國《新聞周刊》甚至讚賞該書“鼓舞”了中國“政治自由主義者”、“民主力量”，並斷言“今年（1998年——編者注）北京春天的境況與1989年的氣氛頗為相似。正像1989年那樣，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美國之音》1998年5月18日稱該書實際表達的就是兩種製度的“交鋒”。《美國之音》等如此關注中國大陸的政治類書籍這已是近幾年來的第二次了。前一次是1996年大動幹戈地聲討《中國可以說不》，這次卻對《交鋒》百般喝彩，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當我們對《交鋒》“奇文共欣賞”之後，一切就再明朗不過了——在“如何改革開放”這個涉及當今中國命運的原則問題上，在圍剿正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章雜誌方麵，《交鋒》與《美國之音》等具有完全的共識，兩者的確“走到一起來”了。
《交鋒》這個大書名起得恰到好處。在該書的字裏行間，兩種不同改革開放觀的交鋒躍然紙上。更重要的是該書旗幟鮮明地表白了它站在哪種改革開放觀的一邊參加交鋒——這是《美國之音》為之加油呐喊的根本原因。
縱觀全書，《交鋒》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改革開放中的指導地位十分反感，凡別人提及或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都被斥之為“左”，被認為是“本本主義”、“挾馬列以令諸侯”。《交鋒》根本就不去分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具體言論，哪些是不符合當代中國實際的個別論斷，哪些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而是借否定過去“言必引馬列”的錯誤來施展其“不許引馬列”的惡行。眾所周知，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我黨我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一直是我們社會不可動搖的主流意識形態，否則，我們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而《交鋒》卻揚言：“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日益減小，中國也許需要新的意識形態來推動。”它向馬克思主義揮舞大棒的險惡用意、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猙獰麵目昭然若揭，其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從根本上抽掉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從而使改革開放駛人全盤西化、全麵資本主義化的軌道。魏巍同誌一語揭穿了《交鋒》的本質：這本書的指導思想所貫穿的一條主線，“就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化，把中。國納人西方資本主義體係。這無異於從根本上毀滅改革。”（《中流》雜誌1998年第5期）這樣分析《交鋒》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並不為過。毛澤東同誌說過：“主義譬如一麵旗子，旗子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全黨全國人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黨的十五大鄭重地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寫人黨章，十五大的主題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就在黨中央一再強調高舉旗幟的極端重要性的時候，《交鋒》卻反其道而行之，批起了“意識形態立國”、“主義優先”，並以此貫穿於全書。它的反馬克思主義氣勢囂張到如此地步，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傾向不已是再明顯不過了嗎！甚至該書在語言風格上也不時地要打上兒處作者政治立場的烙印，如《交鋒》有這麼一段奇文：“20世紀50年代初期，共產黨在奪取了大陸中國的政權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義不容情地消滅了原有的私營經濟。這個步驟由1950年對官僚資本（《中國改革報》1998年1月15日發表時，此處為‘大企業主’——引者注）的大規模的沒收開始，到1956年對小企業主的強製性的兼並最後完成，整個過程，被共產黨叫做‘對城鄉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交鋒》第255頁。下麵凡引《交鋒》的文字，隻注頁碼。）難怪有讀者一針見血地評論道：“它是在用台灣國民黨人士的政治立場和口氣講話。它不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而用敵對勢力慣用的語言說：‘20世紀50年代初期，共產黨在奪取了大陸中國政權。’講‘大陸中國的政權’，這就意味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權。講‘大陸中國的政權’也意味著還有一個‘台灣中國的政權’，所謂‘兩個政治實體’，也是台灣一些人士的主張。作者自我介紹說自己的‘專業是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的，竟使用這樣的‘語言’著書立說是何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