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場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這次思想解放把被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了過來，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束縛中掙脫了出來，進入了正確的軌道。這種對社會主義的正確認識既與過去“左”的一套有著根本區別，又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分道揚鑣。
由於這次思想解放是在國際共運處於最低潮，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轉危為安的緊要關頭發生的，因此它的曆史意義無疑是十分重大的。作為這次思想解放發端和重要標誌的江總書記的兩次重要講話，在國際共運史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程中具有重要的裏程碑意義，對今後社會主義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它將作為綱領性文獻而載人史冊。正因為這次思想解放的意義如此重大，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才千方百計地想使人們遺忘它，這招不成，現在就幹脆明目張膽地醜化它、抹煞它、低毀它。《交鋒》就是這樣赤膊上陣的。該書把這次思想解放汙蔑為套在中國身上的“枷鎖”（第157頁），是極左思潮，斷言：11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兩三年裏，無論理論的還是實際的進程都呈現出另外一個方向，那時的輿論也完全是另外一種麵貌。“第424頁《交鋒》對這次思想解放中的重要理論文章橫加指責。”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攻訐的矛頭指向何方、影射何人，任何一個讀者都一目了然。更有甚者，江總書記在慶祝建黨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關於階級鬥爭”集中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鬥爭的核心依然是政權問題“的觀點，被《交鋒》直截了當地指責為”林彪的思維方式是在呼喚‘以階級鬥爭為綱’“第186頁。《交鋒》的這種惡劣行徑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義憤。江總書記後來也曾經重申，他代表黨中央所做的”七一講話是完全符合黨的路線的，是完全符合工作實際的。
《交鋒》如此憎恨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國際共運最危急的時刻所做出的曆史功績，這恰恰從反麵再次證明了那次思想解放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曆史意義。因為那次思想解放徹底打亂了國內外某些敵對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計劃表，徹底扭轉了曾經幾乎葬送中國社會主義前程的那種國內“小氣候”，深刻教育了人民，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有些人再想欺騙和愚弄人民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再想把中國引向蘇東之路就更不可能。這些人能不氣急敗壞嗎？能不找個時機回過頭來算賬、報複一番嗎？“隻有在一定的時間距離之後才能看清曆史”，今天，我們深深地敬佩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當時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和在思想宣傳等意識形態領域所采取的堅決有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