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將我們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舉措誣蔑為“左”，在《交鋒》的筆下，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宣傳思想戰線正確的輿論導向、反對以“西化”和“分化”為主要內容的“和平演變”、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關注我國的國家安全，以及這幾年青年人中高漲的愛國主義情操都被認為是“幹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反對改革開放”。更有甚者，在對待講政治的問題上，《交鋒》極為稱讚的1997年7月29日某理論家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的談話中，該理論家竟是這麼說的：“我的理解講政治是針對有些地方的同誌，特別是領導同誌，對政治方麵的問題有所忽視而言的，不是從根本上、理論上來強調講政治。如果是這樣，那又是一個大倒退。”（第406頁）盡管《交鋒》引用這段話時，做了刪改，但原意未變，而且是欲蓋彌彰。還有那件先被海外傳媒惡意加工、後被《交鋒》大肆渲染的所謂“皇甫平事件”。事實上，當時皇甫平的文章與北京的其他文章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方麵沒有任何矛盾，是在分別闡述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盡管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側重點有所不同（這正是各種報刊應具有的特色），但都是圍繞著、服務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也許在個別問題上的認識有所不同，這也是正常的，不應上綱上線。令人吃驚的是，《交鋒》卻將這個很正常的事描述成了“一場鬥爭”（第175頁），似乎南北有兩個不同的黨中央在進行論戰，似乎當年姚文元在上海發表那篇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在90年代又重演了。《交鋒》就是這樣將四項基本原則與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對立起來，視政治與經濟為水火不容，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根本政治保證，把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的黨的基本路線肢解為“一個中心、一個基本點”，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
在黨的基本路線中，“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的，絕不可以將其割裂開來。
經濟是基礎，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經濟的發展。把經濟搞上去，增強國力，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生動體現，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如果隻就經濟抓經濟，而不是從政治的高度處理經濟問題，就有可能使經濟工作走上邪路，最終有害於經濟發展，正如江澤民同誌所說：“絕不能單純地就經濟論經濟，就業務談業務，那樣，不僅工作不可能做好，而且會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損失。”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階級矛盾，在一定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是由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所決定的。既然客觀上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我們在經濟工作中就必須講政治。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係中存在和發展的，脫離了生產關係的生產力隻存在於人們的抽象思維中，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時期，發展經濟都有一個在什麼所有製基礎上、為了什麼目的以及依靠誰來實現的問題。我們談到發展生產力，總有一個前提：社會主義。鄧小平同誌名攻提出：“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麵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他認為，這才是事情的本質。隻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情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
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持全麵的態度。我們的改革，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調整不適應經濟基礎需要的上層建築。它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而不是要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然而從國際國內的實際來看，確實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改革方向。我國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的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它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卻是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支配下導向資本主義的改革。在我國的改革進程中，主張經濟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的思潮也曾泛濫一時，如果按照這一思路進行改革，後果也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而且，在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於經濟關係的變化和利益關係的調整，風險因素的增加，市場經濟負效應以及錯誤價值觀的影響，一些人的思想出現某種混亂，麵對這種情況，不能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對於對外開放，我們也應堅持“兩點論”。一方麵，我們需要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需要通過經濟貿易往來利用國外市場加快我國經濟建設，需要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這是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比較優勢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麵，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本質，他們是根據自身的利益需要同我國進行交往的。從政治上看，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是根本對立的，隨著國門的打開，西方加緊了對我們的意識形態滲透。他們中的某些人力圖通過經貿聯係和人員往來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從經濟上看，他們是從獲得最大利潤出發，想竭力控製我國經濟、壟斷我國市場。對外開放過程中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必須警惕和防止西方控製我國經濟，更不允許他們利用經濟交往來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目的。
所以，四項基本原則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順利進行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證，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牢牢堅持。還應看到，經濟建設既然是中心，那麼就應相對有其他非經濟建設的工作圍繞在其外圍，否則，經濟建設就不成其為中心了。我們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意味著經濟建設就是一切，中心任務並非惟一任務，根本任務也不是全部任務。沒有其他方麵的密切配合，中心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黨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明確和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同時，還包括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內容，這些無疑都是促進社會全麵發展、全麵進步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內在要求。江澤民同誌說得好：“如果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可以忽視其他方麵的工作，或者認為經濟搞上去了，其他事業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那就不對了，這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都是片麵和有害的。”
曆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恰恰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走過了一段彎路，反過來給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造成了許多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小平同誌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專門論述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他強調：“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告誡全黨：“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後來，他又運用政治對經濟反作用的原理，認為如果放鬆思想政治建設，就會導致經濟變質，甚至整個社會變質。他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說四個堅持。”他特別提醒各級領導幹部注意糾正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的傾向，要防止一些同誌“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但是，小平同誌這一極具遠見的思想沒能在全黨得到徹底的貫徹執行，工作中仍然反複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現象，特別是黨的個別領導人對小平同誌的忠告置若罔聞，消極對待四項基本原則，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采取放任甚至縱容的態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泛濫，是我國80年代中後期經濟秩序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上的混亂與政治思想領域裏的錯誤思潮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引發八九政治風波的重要條件。小平同誌在分析那場政治風波時明確地指出：“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他總結道：“今天回頭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有鑒於此，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成立之初，江澤民同誌就鄭重地向全黨宣告：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麵執行，一以貫之。”麵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造成的災難性後果，麵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的“製裁”，麵對西方自80年代以來加緊在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麵對蘇東劇變給國際共運帶來的嚴峻形勢，麵對善良人們心中的困惑和憂慮，剛剛接受了一場血與火洗禮的我們黨，在一刻也沒有放鬆經濟建設、一刻也沒有動搖改革開放方針的同時，相對集中一段時間在全黨全國人民中廣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深入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警惕“和平演變”的教育，並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努力消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的破壞和不良影響。這是黨中央全麵貫徹執行基本路線的重要步驟，如前所述，對捍衛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堅定人們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起著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政治上的穩定和健康對當時的治理整頓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使得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穩步推進，經濟建設也從過熱和膨脹中進入良性軌道。宏觀平衡和經濟秩序的改善，為逐步加大改革的力度、推出一些過去因經濟環境過緊、通脹壓力過大而不能進行的改革措施奠定了基礎，為下一步的經濟騰飛積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