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將黨中央這些正確措施一概斥之為“左”，這不正說明它是站在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立場上為八九動亂中失敗的那股勢力鳴冤叫屈嗎？所有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都要在四項基本原則上做文章，《交鋒》肢解黨的基本路線的目的，也是路人皆知的。如果真像《交鋒》認為的那樣，隻要一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必然幹擾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那麼是不是要將“四項基本原則”從黨的基本路線中剔除？《交鋒》所要表達的正是這個意思！這正是《交鋒》的要害！四項基本原則是某些人企圖改變我國經濟建設方向，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的最大障礙，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如果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必然幹擾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那麼可以肯定，這種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不是對鄧小平同誌一貫強調的要在前麵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它不會給中國帶來富強，而隻會帶來巨大的災難，舊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向西方列強洞開大門的悲慘曆史已證明了這一點，前蘇東國家今天的遭遇仍在證明著這一點！
正因如此，《交鋒》在近年來諸多涉及我國社會主義製度鞏固、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政治問題上，都持有與我們黨相悖的觀點。
例如，《交鋒》以輕蔑的口氣，把黨中央的1996年10月十四屆六中全會做出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策以及中宣部為貫徹黨中央這一決策所做的大量工作貶稱為“道德複蘇運動”，說什麼1996年與1997年之交是“精神文明的冬季”，借外國傳媒之口說這是“向左轉”（第354頁），並恐嚇說這會使“潛伏著的‘左’的思潮釀成大氣候”（第357-358頁）。將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劃人“左”的行列，再次證明《交鋒》所反的“左”正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而人們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又容易忽視的發展經濟所必須的政治保證和政治條件。江澤民同誌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並反複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來論證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和戰略地位，他反複強調：“我們要深刻吸取近幾年來物質建設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軟的教訓，在努力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切實抓好精神文明建設。”“在大家忙於集中精力搞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時候，千萬不可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確，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年來，我們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但也毋庸諱言，精神文明建設的狀況還不能令人滿意。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泛濫，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貪汙腐化等的發展勢頭還沒有遏製住，解放後絕跡已久的一些社會醜惡現象也在死灰複燃。廣大人民群眾對此憂心忡忡。所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交鋒》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麵，對此當然要極力反對，而所用的手段不過是不值一駁的“經濟就是一切”這個荒唐的謬論，以強調物質文明建設重要性為名，行否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之實。為此，《交鋒》拋出了一個荒謬絕頂的、自以為很有創意很有理論深度的觀點：“經濟作為一種文明，決不僅僅隻有物質的價值，它也包含著深深的精神方麵的含義。所以，物質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說到底，不是兩件事，是一件事。”（第357頁）按此邏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更是純屬多餘，隻管低頭拉車，不必抬頭看路，隻要搞經濟，大家一切向錢看即可。為自圓其說，《交鋒》作者不惜把自己拙劣的政治意圖強加到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上，對《決議》進行肆意曲解和詮釋，說什麼“明眼人應當可以看得懂，強調經濟的內容，是本次黨中央關於精神文明的決議中的最突出的特征。”（第354頁）其實，真正的“明眼人”不禁會質問《交鋒》作者：中央為什麼不直接開一個經濟工作會議？《交鋒》還將道德與法律隔裂開來，以達到否定思想道德建設的作用，進而使人們不再關注思想道德建設的目的。它褒揚法律，貶抑道德，把它們看做是絕對對立、互不相容的兩種社會規範，編造出“我們太重視道德，導致我們對法律太輕視”這樣一個既無事實根據又無內在邏輯聯係的結論。基於這些錯誤論調，《交鋒》一書將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不滿，發泄到當時全國一係列精神文明建設活動上，包括：中央以及全國各地報紙發表的一係列闡明精神文明建設的有重大價值的文章，北京舉行大會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活動和江總書記發表的講話，首都舉行文藝晚會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人民日報》發表江總書記視察該報時闡述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講話等（354-355頁）。《交鋒》還對宣傳孔繁森、李國安、李素麗、徐虎等14個先進個人和10個先進集體，表示鄙薄和輕侮。當然，《交鋒》作者並非不明了精神文明的作用，他們極力否定的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樂意見到的是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以便使我國的物質文明和現代化建設迷失方向，走人歧途。
《交鋒》還將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感稱為“民族主義”來加以貶斥和否定。在這個問題上，書中涉及的兩件事使人們對《交鋒》再次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一件是有的商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戰犯山本五十六的旗艦“大和號”的仿真電動模型當做孩子的玩具出售，引起了廣大公眾對這種汙染孩子們心靈的勾當的義憤。《交鋒》卻說：這“本是衝著孩子們來的，但大多數成年人卻溢出一種異常氣憤的心境。”“玩具市場上對‘大和號’的褒貶，隻是這一年春天中國的一個小小插曲。要命的是，在90年代中期，這樣的插曲似乎越來越多。”（第284頁）在這段帶有嘲諷意味的評述中，“但”和“卻”兩個字再加上一個“要命的是”，活畫出《交鋒》作者的真實心態，表明了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另一件是1996年我國出版的那本充滿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說出了中國人民肺腑之言的書——《中國可以說不》。《交鋒》對這本書極為不滿，用偷換概念的把戲，硬是將書中“中國可以說不”這個客觀公正的觀點指責為帶有狹隘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事事說不”。中國是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有自己獨立的判斷，該說“是”的說“是，該說”不“的說”不“交鋒》卻教訓道，中國在處理與美國關係時，隻應說”是“不能說”不“第284-288頁，它的理由是”世界的進步，需要世界上每一民族和每一國家尋找是“第287頁。這樣，中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便成了大逆不道，弘揚愛國主義更是不合時宜的。《交鋒》對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情感的誣蔑甚至到了顛倒黑白的地步，竟說”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激化著中國人同西方人的對立情緒。“第286頁明明是近年來西萬某些國家利用手中的強權頻頻向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施壓，《交鋒》卻把責任推到了自己同胞的頭上，這不正是魯迅先生30年代曾痛斥的”友邦驚詫論“在90年代的翻版嗎？李登輝聲稱：中共現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義，比希特勒的民族主義還強。現在大陸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比老的還強，這是不得了的。這不隻是台灣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共產黨的組織利用民族主義來做一些他們想做的事情，用來對付外國，對付美國，對付日本，我看是很不好的，是非常危險的。”交鋒》販賣的那個90年代的“友邦驚詫論”與李登輝的這個觀點真是如出一轍，這難道是巧合嗎？事實上，早在《交鋒》出版之前，該書的總顧問就已於1997年5月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聲稱，《中國可以說不》反映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犯了非理性的錯誤”也是在這次演講中，此人居然呼籲美國應該有人出來充當新的馬歇爾，實行新的馬歇爾計劃，拿出1000億到1500億美元來援助中國，這樣美國既可以長期充分地占領中國市場，增加國內就業機會，刺激經濟增長，在21世紀繼續世界最強國的領導地位和戰略地位，又可以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就會更加牢不可破了。馬歇爾是何許人，馬歇爾計劃是什麼貨色，它的目的是什麼和所對付的是誰，稍有常識的人都是很清楚的。由此我們就不難清楚，為什麼《交鋒》會在反對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情感這一點上與主張台獨、分裂祖國的李登輝走得那麼近。江澤民同誌指出：在現階段，愛國主義主要表現為獻身於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獻身於促進祖國統一的事業。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交鋒》否定愛國主義，根本原因正是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