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對我們高度重視反和平演變也十分惱火，其理由仍然是那個“幹擾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交鋒》對反和平演變的恐懼，從反麵驗證了和平演變問題絕不是某些人的心造幻影、主觀臆測或邏輯推理，而是客觀存在的實際情況，是我們麵臨的現實危險。所謂和平演變，就是國際敵對勢力在對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強大軍事壓力的前提下，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和交往中，運用戰爭以外的手段，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從內部演變，重新納人世界資本主義體係，成為受它們控製的附庸。80年代以來，由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加上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中遇到某些困難，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倚仗其經濟和科技方麵的優勢，向社會主義國家加緊展開和平演變攻勢。蘇東劇變標誌著這種戰略已經奏效，尼克鬆提出的“1999不戰而勝”的目標已經提前實現，下一個目標首先就是中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西化”、“分化”。所謂“西化”，就是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黨製和議會製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在經濟上用資本主義私有製取代社會主義公有製，在思想文化上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謂“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種種機會，分裂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和國家，使我國重新陷入舊中國那種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狀態。一句話，和平演變就是要把社會主義中國變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平息八九動亂後不久，鄧小平同誌就在《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一文中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江澤民同誌也指出：“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鬥爭，是長期的。對於這一點，全國各族人民、全黨同誌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蘇聯不是在麵臨十四國武裝幹涉，經濟極端困難的時候發生劇變，也不是在戰後滿目瘡痍，經濟遭受極大破壞的時候解體，而偏偏在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經濟大國（即使後來出現經濟低速增長時期也罷）時發生了易幟變色的悲劇，這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如果我們隻埋頭於經濟建設，對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陰謀聽之任之，不重視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不重視意識形態這個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鬥爭的重要領域的工作，特別是不重視黨本身的建設，那麼“殷鑒不遠，即在夏後之世”。可想而知，別有用心的人的確希望我們隻埋頭經濟而不問反和平演變的問題，因為他們從蘇東劇變中嚐到了由此而帶來的甜頭。《交鋒》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吳易風的訪俄報告譏諷為“一個中國人”的“獨特的看法”（第269頁），就是因為該報告深刻地揭露了一些打著“改革”旗號的人是如何將蘇聯引向解體的，對我們在改革開放中警惕和平演變有著巨大的借鑒作用，《交鋒》當然嫉恨這個報告。
《交鋒》一書留給讀者這樣一個深刻的印象：隻要誰的一句話裏不包含“經濟”兩個字，它就向你掄起“反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反對改革開放”的大棒。圍繞黨的基本路線的交鋒，由來已久，但像《交鋒》這樣如此蠻不講理實屬罕見。這充分暴露了《交鋒》的要害是肢解黨的基本路線。可以肯定地說，目前中國反對和拒絕改革開放的人已經微乎其微了。可是有的人卻采用偷換概念的方式，把如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如何進行改革開放、應改革什麼的不同意見，說成是“反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反對改革開放”。同時我們還應警惕另一種更危險的現象，這就是確有一些人借改革、開放之名歪曲、肢解黨的基本路線。改革開放20年中的許多經驗教訓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看來，圍繞黨的基本路線的交鋒正未有窮期，全黨同誌務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們必須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腦子裏要有一點辯證法，少一點形而上學。在處理中心工作與其他工作關係的問題上，要掌握馬克思主義關於矛盾分析的具體方法，善於把“兩點論”和“重點論”結合起來，切實做到“抓中心工作不能擠掉其他工作，抓中心工作不能代替其他工作，抓中心工作要帶動其他工作”，全麵正確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