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誌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七十年，這絕不是空穴來風，是有所指的。因為有些人不搞垮社會主義中國就絕不會善罷甘休，他們要伺機反撲，特別是在錯誤地估計形勢時。由於有了過去失敗的教訓，他們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手段有所變化，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重新撿起了林彪、“四人幫”“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伎倆。過去曾公開高呼“私有化萬歲”，如今暫時停止了呐喊，而是打著宣傳鄧小平理論、宣傳十五大精神的旗號肆意歪曲之，打著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幌子任意踐踏之，打著探討公有製實現形式的招牌猛烈地蹂躪之，繼而變本加厲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路線。
近年來，這股曲解鄧小平理論以及十五大精神的歪風一有機會就要肆虐一番。《交鋒》正是這股歪風的集大成之作，而且該書本身就極盡曲解之能事。
被曲解最多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1）關於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問題。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問題正是兩種改革開放觀交鋒的焦點，鄧小平同誌和江澤民同誌在這個問題上有過多次論述。從小平同誌南方談話到黨的十五大報告，我們黨的任何文獻中都沒有提出改革開放可以不間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也沒有說可以衝破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恰恰相反，鄧小平理論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八九風波之後，黨中央於1989年8月28日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再次明確提醒全黨：“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現階段要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鬥，在政治方向上，決不能‘不問姓社姓資’。”然而有人卻斷章取義地演繹出“可以不問、可以衝破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彌天大謊，這個謊言被宣傳的頻率之高足以使人誤以為這是黨中央的觀點，真可謂“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是真理”。
《交鋒》宣稱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重要意義就在於“破除姓‘社’姓‘資’”，並因此而成為我國“第二次思想解放”。它斷言：“問一問姓‘社’姓‘資’，實質上是否定改革。”（第181頁）《交鋒》將鄧小平同誌說成似乎是不讚成問一問姓“社”姓“資”的，其依據就是小平南方談話中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按照《交鋒》的解釋，姓資姓社問題，影響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因此要加快改革開放就不能問姓社姓資。這實在是強加給小平同誌的主觀臆斷。在小平同誌這句話中，絲毫找不到“不問姓‘社’姓‘資’”的結論，更談不上要“衝破姓‘社’姓‘資’”，相反，小平同誌南方講話進一步講清了什麼問題“不問姓‘社’姓‘資’”，什麼問題“要問姓‘社’姓‘資’”。小平同誌認為計劃、市場、證券、股票，作為方法，作為手段，不用去判別它的社會性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但是當涉及到社會性質（包括所有製、經濟成分、經濟基礎），改革開放的方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等重大原則問題時，鄧小平同誌十分關注姓“社”姓“資”，是問姓“社”姓“資”的。例如，他在回答創辦經濟特區初期有人擔心是否會搞了資本主義的疑問時，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性質決定社會製度性質的基本原理，指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製是主體，外商投資隻占四分之一。”因此，“特區姓‘社’不姓‘資’。”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誌著重強調了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兩手抓”，要“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醜惡現象”，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建設都搞好”，而且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最終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他還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他在這裏不僅首先強調的是堅持社會主義，而且是把它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完全統一在一起的。鄧小平同誌的南方談話，同他的一貫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涉及方向、道路等重大問題上，他始終認為必須問姓“社”姓“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共有119篇文章，其中就有近50多處講到了有關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方麵的內容。可以說他在涉及中國發展方向、基本製度等問題時，他堅持社會主義最為堅定不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為旗幟鮮明，從來沒有一絲一毫告訴人們要不問姓“社”姓“資”的影子。
不問姓“社”姓“資”的錯誤傾向，具體地反映到我們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經濟體製改革中，就是有些人認為市場經濟沒有姓“社”姓“資”之分，因此沒有必要在市場經濟前麵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交鋒》借某經濟學家之口，表達了這個觀點（第407-408頁）。問題是，市場經濟真的無姓“社”姓“資”之分嗎？同一切事物具有兩重性一樣，市場經濟也具有兩重性，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一方麵，任何市場經濟，都有一般的非社會（製度）屬性一麵，即市場經濟所采取的經濟手段和方法具有一般的非社會屬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能用，無姓“社”姓“資”之分，所以小平同誌明確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是方法，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另一方麵，任何市場經濟都同特定的社會基本製度相結合，具有特殊的社會屬性，存在著姓“社”姓“資”之分，正如小平同誌指出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根本的區別，這主要是所有製基礎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製為主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私有製為基礎。他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小平同誌還強調，市場經濟從屬於一定的社會製度，有個為誰服務的問題，“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一般要求的同時，著重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所有製結構、分配製度、宏觀調控三個方麵。十五大報告仍然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指出：“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一個偉大創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說市場經濟不存在社會屬性，沒有姓“社”姓“資”之分，是不符合鄧小平理論和十五大精神的，隻能導致我國的市場經濟體製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交鋒》宣稱十五大“衝破姓‘公’姓‘私’”，是我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這雖是拾某個“理論家”的牙慧，但《交鋒》作者對此卻如獲至寶。應當指出，這個觀點是“不問姓‘社’姓‘資’”的翻版和延伸。隻要認真讀一下十五大報告便可知道，其中根本沒有什麼“衝破姓‘公’姓‘私’”之類的觀點，而是明確揭示並特別強調了公有製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報告指出：“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搞好國有企業，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鞏固社會主義製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集體所有製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報告對公有製經濟的含義以及如何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等，都講得清清楚楚。十五大報告說“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認為股份製“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也不是什麼“衝破姓‘公’姓‘私’”，而是明確指出了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屬於公有製經濟，其他成分屬於非公有製經濟。實行公有製實現形式多樣化的目的也完全是為了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而決不是為了取消或否定公有製經濟。十五大報告提出“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明確和強調了非公有製經濟作為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絲毫也不意味著公有製經濟同非公有製經濟的地位可以不分主次，甚至可以互換。
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基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這是一個長期的指導方針。而所謂“衝破姓‘公’姓‘私’”，就是對公有製主體地位的否定，用《交鋒》的話說，就是“改革的鋒芒，已經公開地指向所有製。”（第395頁）盡管《交鋒》說“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了‘所有製崇拜’”（第424頁），其實，他們不但沒有衝破“所有製崇拜”，而且比任何時候都更“特別強調所有製問題”，請看《交鋒》引用的一位學者的話吧：“我們在批評資本主義的時候，總是說，所有製是生產關係諸因素當中最關鍵的因素，為什麼說到我們自己的問題時，就不承認這一條呢？”（第395頁）這裏需要提醒人們注意，無產階級是要改變資本主義所有製，即“消滅私有製”，如果硬把這個問題與我國所有製扯到一起，那麼，在究竟是改革我國所有製還是改變我國所有製這個原則之爭上，《交鋒》事實上已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其根本觀點，雖然在提法上含蓄了一點：“什麼所有製最能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什麼所有製就最先進。”（第362頁）但其背後的潛台詞誰都明白。不過，這個觀點的片麵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說生產力的發展有著長期的曆史因素（這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顯得尤為重要），僅就所有製與生產力的關係而言，所有製的先進與否，不僅要看其能否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還要看它所決定的生產關係是否先進——因為，所有製的運用，不僅是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也是生產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主義所有製的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蘊育了先進的生產力（馬克思主義至今從未否認這一點），但其所蘊育的生產關係卻不是最先進的，仍然是肮髒的。馬克思主義證明這種生產關係必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曆史（包括最近席卷全球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新的實現形式的金融危機）則證明這種生產關係已經開始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如果不分析具體所有製的性質（如不問姓“公”姓“私”）及其生產關係的性質，以及這種生產關係將對生產力帶來的影響，那麼我們勢必會因當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還是如日中天而把它的所有製當做最先進的所有製來頂禮膜拜，相反，把剛剛誕生不久、還不能一下子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就如同剛剛裝上汽車的、仍處於“磨合期”的新發動機）當做落後的所有製加以否定，更會把最先進的、但在今天卻不能實行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完全的公有製（就如同人們正在研製的未來汽車）理解為“最落後的所有製”。當然，《交鋒》作者並非“不分析”，而是“明知故為”，他們在所有製問題上是有明確目的的。
《交鋒》用大量的篇幅對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錯誤觀點進行鼓噪，蠻不講理地斥責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人是反對“三個有利於標準”。顯然它這是在判斷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標準問題上玩弄花招。事實上，小平同誌提出的“三個有利於”判斷標準所講的內容是如何判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改革開放執行的具體措施，而不是中國走什麼道路、改革開放堅持什麼方向的問題。在小平同誌的一貫思想中，判斷改革開放成敗得失有兩個相互聯係的標準：
判斷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時，必須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他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麵，一是以公有製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他提醒道：“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在這裏，小平同誌把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作為判斷改革是成功還是失敗、走的是正道還是邪路的標準，即堅持還是拋棄以公有製為主體；實現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是不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一句話，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正確的，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失敗的。小平同誌“兩個如果”的觀點是對“兩個不問”的錯誤思潮最幹淨利落的回擊。
判斷改革開放具體措施的標準則是“三個有利於”。在談到改革開放步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大膽地闖的時候，鄧小平同誌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在社會主義方向既定的前提下，判斷改革開放具體措施不要糾纏於抽象的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之爭，而要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三個有利於”不是一般地說促進生產力發展、增強國力、改善生活，而是都有“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這樣的限定詞，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方向確定了的前提下，應該用“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來判斷我們一切具體工作的是非得失，凡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的，就應該肯定和推廣，否則，就應該防止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