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馬克思也曾經指出：在資產階級看來，“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貨幣的特性就是我——貨幣的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質力量。因此，我是什麼和我能夠做什麼，這不是由我的個性來決定的。我是醜的，但是我能夠買到最美的女人。可見，我並不醜，因為醜的作用，醜的嚇人的力量，被貨幣化為烏有了。我——就我個人特點而言——是個跛子，可是貨幣使我獲得二十四隻腳，可見，我不是跛子。我是一個邪惡的、不誠實的、沒有良心的、沒有頭腦的人，可是貨幣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貨幣是最高的善，所以他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貨幣還使我不必為不誠實的人傷腦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認定是誠實的。我是沒有頭腦的，但貨幣是萬物的實際頭腦，貨幣持有者又怎麼會沒有頭腦呢？再加上他可以給自己買到很有頭腦的人，而且能夠支配他們的人，不比他們更有頭腦嗎？既然我能夠憑借貨幣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東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嗎？”馬克思在這裏對資產階級關於金錢的看法、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人生價值觀揭露得真是淋漓盡致。
其實對於拜金主義的危害，連資產階級中的某些學者也注意到了，甚至進行了分析和批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紐約奧渥斯新聞出版社總裁泰德·克羅福德1994年曾經出過一本書，書名叫《金錢傳》，對金錢的曆史和本質做了相當深刻的闡述。他在書中寫道：“金錢的危險在於，它蒙上了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眼中沒有旁人。這和食物相比，是多麼的不同。大家庭可以在一起愉快地分享食物，他們將食物看成是自然的禮物，並願意把它和旁人一起分享。而金錢則鼓勵我們隻注重自己，將別人都看成是陌生人。”這裏實際上揭露了拜金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內在聯係。
在資本主義社會，享樂主義更是一種時尚，而這種一部分人（統治者、剝削者）的享樂總是和另一部分人（被統治者、被剝削者）的痛苦相聯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一書中對這種人生價值觀做過分析。他們指出：“享樂哲學一直隻是享有特權的社會知名人士的巧妙說法，它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才有意義，……一旦享樂哲學開始具有普遍意義，並且宣布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人生觀，它就成了空說。”其實，這種享樂主義以及與之相聯係的拜金主義、利已主義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文化中就有反映，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中國封建社會的俗語中就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等，分明是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的表現。中國古籍《列子·楊朱》篇就是宣傳享樂主義人生價值觀的代表作。該書的作者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要求滿足自己的耳、目、口、鼻、體、意的欲求，以得到快樂的享受。作者說：人的壽命有限，不應該放過一切享樂的機會。人生的目的，就是“為美厚爾，為聲色爾。”作者寫到：“百年者，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喪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因此，在人的一生中，真正能夠享樂的時間不過十數年。並且認為；人早晚是死的，“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由此作者主張在有限的年華，應盡情享樂，“為欲盡一生之歡，力憊而不得肆性於色。”這種極端享樂主義的人生哲學，表現為縱欲主義。這種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又有某種程度的複活，一些人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就是典型表現。
個人主義作為資產階級的一種人生價值觀，是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相適應的思想體係，它把個人私利置於集體和他人利益之上，一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可以使用一切不道德的違法的手段。個人主義可以表現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等等，資產階級人生價值觀的核心是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製和宗教神學的鬥爭中，曾經起到過某種積極的作用，但從一開始，這種思想體係就對社會、對人的思想產生了十分明顯的消極影響。雖然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是兩個層麵上的概念，但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就其二者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來說，是完全一致的。個人主義的實質在於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的價值實現為最高目的原則，它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一切從個人的需要和個人的幸福出發，反對統一的社會價值標準。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就會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地去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個人主義人生價值觀的實質就是利己主義，或者說個人主義發展的結果必然是利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