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上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是聯係在一起的，個人主義是核心，享樂主義是目的，拜金主義是橋梁，實用主義是哲學，“權利至上”主義、“絕對自由”主義是表現。由於改革開放國門打開，資本主義的影響變得更為直接、現實，無時不在，無時不有，無孔不人。當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居主導地位的人生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以所謂“現代觀念”和“現代生活方式”的幌子進行傳播和滲透。在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形勢下，有些人鑽改革的空子，如買空賣空，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弄虛作假，敲詐勒索，逃避關稅，製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以及販賣、放映淫穢下流錄像，引誘婦女賣淫等醜惡壞事都出現了。這是一股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刮過來的邪風。正如陳雲曾經尖銳地指出的那樣：“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人。這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直接的危害。”
第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人生價值觀的選擇造成了誤導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曆史新時期，出現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個人主義人生價值觀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兩個方麵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值得重視的，那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起了中介橋梁的作用，推波助瀾的作用。前些年，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人們的人生價值觀造成了嚴重的誤導。嚴格說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政治概念，是特指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主張全盤西化，主張把西方資本主義製度全盤搬到中國來的那麼一種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鄧小平指出：在我國有那麼一些人“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人在1989年政治風波中提出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製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屬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種現象，有它的社會曆史原因，這是當前階級鬥爭客觀存在的一種反映。一方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十分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另一方麵，這種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受到國際上資產階級的縱容和支持。這些年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人物和學者的議論，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他們在那裏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撐腰鼓勁、出主意、敲邊鼓。他們對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通過他們在中國實現蓄謀已久的“和平演變”。
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全盤西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而要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導向上實現全方位的資產階級化。
前些年，一些所謂“精英”人物，極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采取各種形式販賣資產階級的人生價值觀。他們大肆宣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實用主義。特別是，他們公開提出要“重新評價個人主義”，“要為個人主義正名”，“要引進個人主義”；並且說：個人主義“有積極性”，“不再是一個貶義詞”，講究個人主義，這是當今青年“自我意識的覺醒”等等。一些人公開批評雷鋒精神，公開批評“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口號，鼓吹“人活著就是為了自己”，“這是一個普遍必然的事實命題”，“個人是最真實、最根本的主體”，“人的生存需要就是人的本性”，“道德歸根到底就是發端於個人利益”等等，大肆宣揚人性自私論。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諸如社會秩序、公共道德、集體利益等等，一概受到斥責；而諸如個人欲望、個人需要、個人自我實現等等則一律受到頌揚。盡管一些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加了一些限定詞，有的還似乎做了某些理論上的加工和粉飾，但其幾個根本觀點卻是十分清楚的，無非是：個人利益高於一切，個人是最終價值體，個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這裏宣揚的就是資產階級的人生價值觀，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吹者就是這種人生價值觀的販賣者。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人物除了在人生價值觀方麵有著一些直接的言論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對人們人生價值觀的選擇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按照他們的政治觀點，既然要在中國全盤資本主義化，那就必然要全盤地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製度、政治製度和與此相聯係的意識形態。這種主張使一些人特別是使一些年輕人誤入歧途，在思想上對社會主義製度以及與此相聯係的社會主義思想產生障礙甚至抵觸情緒。問題還在於，我們黨內一些人一度對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其影響，采取了一種視而不見、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們有時也反對一下，但反對的又不一貫，也不堅決。黨內和社會上，出現過一種不關心政治，冷淡政治的思想傾向。這樣就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進攻麵前處於被動的境況。有一些人任憑資產階級自由化去占領陣地，去爭取群眾，這樣就使得宣傳共產黨的領導、宣傳社會主義道路、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宣傳馬克思主義倒成了無用的甚至有害的事情。當然，我們應該嚴格區別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群眾中某些錯誤思想傾向等等概念和命題之間的界限，不可隨意都上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對於黨內和社會上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而產生的人生價值觀方麵的種種偏差卻是應該警惕的、重視的，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