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種社會政治思潮。同其他任何一種社會思潮一樣，它也必須以某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作為自己的支柱，否則，它就既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存在。而資產階級自由化“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主張，決定了它不能不到西方去尋找思想武器，把在西方流行的、同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通過下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同現代西方哲學的一致性。
1.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世界觀
活躍在80年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並沒有係統地闡述過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的世界觀是蘊涵在他們對其政治主張的論證中的。通過對這些論證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他們的世界觀，以及這種世界觀的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實質。
一曰：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社會主義在中國“搞早了”、“搞糟了”，中國惟一的出路是“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這種觀點貌似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討論中國的具體問題，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其錯誤在於，他們既不實事求是地說明造成舊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的原因，也不實事求是地說明舊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的實際狀況，而是籠統地談論舊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把“舊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變成了一種空洞的抽象。誠然，中國沒有經曆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我們知道，這一結果是封建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共同壓迫造成的。從洪仁開發表《資政新篇》開始，先進的中國人曾一次又一次地抗爭，試圖用資本主義改造中國，但每一次抗爭都被封建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聯合起來扼殺了。它表明，中國的封建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不允許中國走獨立的資本主義道路。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更為重要的是，舊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雖然落後，但先進的、社會化的生產力不僅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而且已經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占據了“樞紐”地位。據統計，1949年，我國近代工業（指使用機器和機械動力生產的企業，包括礦業）的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0%，近代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3.1%，近代交通運輸業（包括鐵路、公路、輪船、航空、電信等）的收入占交通運輸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廣大農村，雖然以個體勞動和簡單的手工工具為基礎的分散、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仍然占優勢，但由於個體小生產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無力與機器大工業生產出來的商品相競爭，這就決定了這種分散、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在社會生產中不能不從屬於先進的、社會化的生產力。舊中國社會化的生產力主要集中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手裏。正是由於掌握了在舊中國居於“樞紐”地位的社會化的生產力，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才控製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成為中國的統治者。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正是舊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這種具體的實際狀況，決定了中國革命隻能是且必須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逐步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基礎和曆史必然性。這種物質基礎就是：工人階級及其所領導的、在民主革命中形成的、牢固的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建立，使國家把在舊中國居於“樞紐”地位的生產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依靠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居於“樞紐”地位的先進的社會化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國家順利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我國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的實際曆史，也是從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實際狀況出發所能得出的惟一正確的結論。
二曰：公有製不如私有製，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叫喊得最響亮的一個口號。他們再三再四地列舉國有大中型企業“沒有活力”、“經濟效益低下”、“職工沒有積極性”等所謂“事實”，來論證社會主義公有製不如私有製，公有製是破壞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禍根“惟有私有製才是”中國的希望“但是，對於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公有製條件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公有製條件下所發揮出來的積極性、創造性，以及他們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永載共和國史冊的奇跡和巨大社會財富等一係列事實，他們卻隻字不提。列寧說：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係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根據自己論題的需要，把自己挑選出來的事實從其現實的和曆史的聯係中孤立出來作為自己的根據。從世界觀上說，這不僅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而且是形而上學的。這樣的論證“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如果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部事實的總和出發，那麼所得出的結論就隻能是：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是個好製度，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與此相反。
三曰：共產黨“一黨專製”、“獨裁”，社會主義製度沒有“民主”、“自由”、“人權”。這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叫喊得最響的一個口號，也是他們從資產階級政客那裏揀來的最陳腐的濫調。自從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代言人就開始一遍一遍地用這種陳詞濫調攻擊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製度。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說，其錯誤就在於：第一，他們不是把“人”看做是以一定方式從事著社會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具體的、現實的人，不是從人們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出發去說明人的“權利”、“民主”和“自由”，而是把“人”看做脫離任何具體曆史條件的抽象，並從這種自己想象出來的抽象的人出發說明人的“權利”、“民主”和“自由”。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說：“一個人的權利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這種“天賦人權”說在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鬥爭中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它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卻是唯心主義的。這種“抽象的人”、“天賦人權”，不僅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就連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也認為它們不過“是一個哲學的虛構，從來不曾有、也不能有任何現實性”。第二，他們把自己所崇拜的、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產生的、反映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資本主義民主，變成脫離具體曆史條件的絕對，並以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為標準衡量社會主義製度。這也是純粹的唯心主義。中國的經濟製度與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不同，反映在政治上，中國也就必然有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從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是理所當然的，無可非議的。如果以資本主義的民主概念、民主模式為標準，衡量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中國確實沒有西方隻屬於少數人那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鄧小平同誌早就明確地指出過，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概念不同，我們不能搬用西方所謂的民主，不能搞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兩院製。社會主義民主，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是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其他勞動群眾和愛國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係服務的民主。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她領導和管理著國家，但卻不是“一黨專製”。因為她不是代表自己一黨之私利，而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領導和管理國家的，除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中國共產黨沒有屬於自己的特殊利益。第三，他們不是從中國人民在新中國50年生活實踐的現實出發討論社會主義民主問題，而是脫離現實，攻其一點不及其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