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信口雌黃，攻擊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是共產黨“一黨專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社會主義製度“壓製”、“踐踏”、“侮辱”人，把人變成“工具”和“奴隸”，並且“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攻擊中國“目前沒有民主，連民主的ABC都沒有”，侮辱我國人民多少年來都是“跪著乞求自由”，咒罵中國“依然是貴族們的人肉筵席”。
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一位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的、最理想的人性是自覺的奴性”，“傳統把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閹割了，沒有人性，隻有奴性”。《河殤》的作者則武斷地把中國傳統文化斥之為封閉的、保守的“內陸文化”，並認為這種“舊文明已經像淤積在黃河河道裏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裏”，再也“不能根本性地賦予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它“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由此他們認為對傳統文化“不要以精華、糟粕來區分”，“要打破就要整體地打破”，“進行走向極端的否定和毫不留情的批判”，甚至詛咒“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與此相反，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卻頂禮膜拜，滿口稱頌，狂妄地叫喊要用西方資本主義的“藍色文明”改造我們的國家，取代社會主義製度。
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呼喚“自由”，呼喚“人權”。他們的所謂“自由”、“人權”是什麼呢？一位“精英”做了這樣的解釋，他說：“盡管自由是最美好最高超的追求”，但“真正的”自由“隻屬於極少數精英”，“即便從整個人類的角度看，能夠獲得自由的人也極少極少”。他還說：“自由的可貴不在於人人都能實現，而在於大多數人都無法實現。正因為隻有極少數人能走向自由，自由方顯得價值連城。”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所期望的“自由”，不過是“極少數精英”的自由，是建立在“大多數人都無法實現”自由的基礎上的自由。他們所要的“人權”也是如此。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以中國人權的衛道士自居，張口“人權”，閉口“人權”，卻根本不談階級、民族、大多數人的權利。一位“精英”說：“人權的含義包括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與保障，政治犯的釋放，以及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也就是要讓不同的聲音與意見出現。”由此可見，他們所要的“人權”，不過是他們少數個人的權利，不過是各種政治反對派自由發表敵視社會主義的言論，甚至用暴力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權利。
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不惜賣身投靠“洋人”。他們呼籲西方國家政府“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向中國施加壓力”，鼓動西方國家“遏製中國”、“製裁中國”。活現出一副賣國賊的嘴臉。
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煽動知識分子同黨和人民離心離德，“跟政府講獨立”，做“一個獨立於任何外在東西的智慧、思想、靈感、想象的實體”，既不“聽命於來自上層的行政權力”，也不“迎合下層的公眾輿論”。為了個人的“自我實現”，他們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造謠惑眾，煽動了一次又一次學潮，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在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他們不僅煽動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上街遊行、靜坐、絕食，而且網羅各種社會渣滓，拚湊“飛虎隊”、“敢死隊”，煽動打、砸、搶、燒、殺，揚言要“絞死”黨和國家領導人，“殺死4700萬共產黨黨徒”，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
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信奉的個人主義人生觀、價值觀，是同他們推翻社會主義製度，實行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綱領內在地聯係著的。一位“精英”明確地道出了這種內在聯係，他說：“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一個最響亮、最醒目的口號：人是目的，解放個人。解放個人最關鍵的就是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地位。……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是個人權利得以實現的全麵基礎。……在沒有明確私有財產對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的情況下，任何個性主義、民主、自由的口號都無法確保個人權利的實現。”這番話清楚地驗證了個人主義不僅是一種價值主張，而且是一種擁護私有製的政治主張。
如果說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鬥爭中曾起過積極作用的話，那麼，由80年代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的言論和行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今天的中國，個人主義已經是一種同各種腐朽、反動的思想糾合在一起的人生觀、價值觀，是一種敵視社會主義製度的人生觀、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