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嚴格的政治概念，然而曆史和現實都反複向我們表明，任何政治鬥爭都有其哲學基礎和理論表現。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如此。因此，當我們試圖對它加以認真研究和嚴肅批評時，有必要對它的哲學基礎和理論表現進行一番剖析。
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一種思潮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曆史轉折時期的產物，是這一時期我國政治生活中發生的反社會主義傾向的集中表現。它的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並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竭力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推行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出現和在這個時期內的泛濫，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階級鬥爭規律，既有國際背景，又有社會基礎和曆史根源，更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搞自由化的人無時不在窺測方向，尋找缺口，一旦有利，便乘勢發難。從他們掀起社會思潮到組織政治反對派，從奪取輿論陣地到有組織地策動動亂和暴亂，都始終圍繞著國家政權這個核心展開。然而，這一切又都是在虛偽的借口和巧妙的偽裝下進行的。因而，盡管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我國釀成的嚴重後果和造成的重大經濟、政治損失已經昭然若揭，但是它的實質和危害卻仍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和切實估量。
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生和發展雖然遵循著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但是它又有其獨特的社會條件和曆史複雜性。自由化思潮發端於十年內亂剛剛結束，黨和國家麵臨曆史性選擇的轉折關頭。當時，一方麵黨以徹底的自我批評精神堅決糾正過去的“左”的錯誤，大膽果斷地實現戰略中心的轉移，另一方麵，這一轉移又不應動搖我們的基本信念和基本製度，而隻能促進其發展和完善。這一指導思想集中表現為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
為了實現這一轉折，必須深入地進行一場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其目的主要是批判和糾正“文革”期間的錯誤，清除其思想根源，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此，鄧小平同誌明確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並針對林彪、“四人幫”一貫“偽造、篡改、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惡劣做法，強調要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恢複它的科學麵目。這個既反“左”又防右的正確指導思想遭到了少數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堅決抵製和反對。然而他們卻抓住了批“左”和“思想解放”的旗幟，認為這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向黨發動一場全麵攻勢的難得的時機。因此，順勢發難、借題發揮，就成為這場鬥爭的重要特點之一。
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批“左”和“改革開放”的保護色，它的起源本身就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似乎這是思想解放、順乎潮流的產物。當十年內亂使人們對“左”的錯誤深惡痛絕，對其可能的回潮萬般警惕時，右的傾向就不僅能夠隨著反“左”的聲浪逐級升高，而且還易於贏得廉價的讚賞和喝彩；當“兩個凡是”式的僵化觀念為人們所不齒，而改革進取成為普遍的要求和呼聲時，摻雜在新潮中的逆流和泛起的沉渣就容易混淆人們的視線，甚至被當做新思想來歡迎和美化。這樣，出現在人們麵前的就是一幅色彩斑駁的圖畫：思想解放和對社會主義的背離混雜不清，探索中的閃失和蓄意發難交織並存。由於改革開放構成了新時期的特色，更加重了抵製和揭露右傾錯誤思潮的心理壓力，“反對僵化、保守”成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手中的有力盾牌。這樣，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漫長戰線上，一切帶有重大原則性的思想理論問題，都被弄得撲朔迷離，讓人難識其廬山真麵目。
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一股政治思潮，畢竟從一開始就與我們黨所倡導和堅持的解放思想根本對立。它的鋒芒所指，決不是要糾正我黨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中所犯的若幹嚴重的“左”的錯誤，而是要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和建國以來黨的領導成就；它也不是要反對林彪、“四人幫”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偽造、篡改和割裂，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主導世界觀地位。更為複雜的是這種思潮的哲學基礎。一般地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意在其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並沒有一貫的思想原則。一切唯心主義哲學觀念皆可為其所用。然而深入考察則不難發現，它借以打開思想缺口和實現其政治企圖的理論，首先是哲學黨性和政治傾向都不那麼鮮明的抽象人道主義和人性論。這裏顯然有它的必然性：第一，它發揮了哲學滲透的隱蔽性特點，充分利用了資產階級思想所固有的欺騙性特點。哲學和政治的聯係本來就是曲折的，這種曲折關係是哲學能夠充當政治先導並發揮獨特作用的基礎。抽象人道主義正是充分發揮了哲學的這種滲透作用。它在有意淡化和政治的聯係，使人們喪失政治警覺的狀況下，從最深層的思想價值觀念進行滲透。同時，它在理論上所標榜的超階級性、人格獨立和個性自由，集中體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具有極強的蠱惑作用。它能夠以一種不易覺察的方式，輕而易舉地鋪設一條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