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中華，實現現代化，使我們的民族躋身於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這是一百多年來我國的誌士仁人前仆後繼為之浴血奮鬥的理想，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大眾在曆盡艱險之後正在腳踏實地地把這一理想變為現實。曆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即通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途徑來實現，而隻能通過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來實現。但是，道路的分野不僅是發展經濟的模式和具體實施路線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目標的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雖然在做法上也有許多共性，但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看，兩者的差異是根本性的。以人民的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以及社會調控行為的高度自覺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顯然不同於任何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建立在對於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而資本主義現代化則是以所謂人的自然本性和行為的自發性為基礎。因此，在現代化目標的選擇上，自由化鼓吹者們又一次祭起了抽象人性論的法寶，並由此引申出“全盤西化”的政治結論。
“全盤西化”論的前提是認為隻有一種現代化，即西方式的現代化。對這種武斷說法的論證不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撇開社會製度、社會關係而單獨抽出工藝技術的發展水平作為衡量現代化的標準，因而把目前在經濟技術方麵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作為現代化社會的楷模，斷言現代化就是西化。這裏通行的是當代西方頗為流行的工藝技術史觀。在一定意義上說，從科學技術這一角度考察我國的現代化也是必要的，從這裏能夠得出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在現代化問題上的可比性。例如：從“不發達”到“較為發達”再到“發達”以及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等等，也應成為衡量我國現代化程度的標準之一，但是，不能因此而讚同用工藝技術史觀來否定或抹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製度的本質區別，否定或取消社會關係方麵的現代化標準，更不能由此得出現代化就是西化的結論。況且，宣傳“全盤西化”論的人感興趣的恰恰並非工藝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而是西方的社會製度，即私有化的市場經濟、議會式的民主政治和多元化的意識形態，而這些又正是工藝技術史觀所舍棄或忽視的。因此，從抽象的工藝科技觀點去論證“全盤西化”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另一種論證方式是從人出發，即把現代化歸結為人的現代化，而把現代西方人看做人的現代化的標本，從而導出“全盤西化”的結論。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理論上常用的是後一種論證方式。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論證西方人是標準的現代人？古典人道主義的抽象方法在這裏似乎失去了作用。雖然它也是從孤立的、抽象的個人出發（這種人是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產物）的，然而由於它強調的是人的共性以及人性的完善，因而從其抽象的一麵來說，也可以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方法和道義力量。但是，要論證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就必須把自私自利的個人作為現代人的標本，或者說，把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個人作為本來意義上的人。於是，這種以絕頂自私為本性、以自身存在為惟一的價值源泉的個人，就被美化為最有個性和最有創造性的現代人。它突出的是人的個體差異和個性自由，這正是當代人本主義的特點。從整體論的個人到個體論的個人的轉變，在西方涵蓋著從激揚理想到理想泯滅的漫長精神曆程，而我國自由化思潮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卻迅速跨越了這個巨大的時空距離。“主體性實踐哲學”的出台，就是為了呼喚這種個人。
和一般人道主義打出“回到青年馬克思”的旗號不同，“主體性實踐哲學”從一開始就打出了“回到康德去”的旗號，而把矛頭對準了馬克思主義，它針對所謂“黑格爾一馬克思”人學觀的兩個所謂“弱點”（缺乏心理分析和輕視個體實踐）而提出了“人類學本體論”。乍看起來，它對人的分析似乎很全麵，既有外在工藝一社會結構麵，又有內在的心理文化麵；既具有天類群體特性，又具有個體身心特性。實際上，這完全是當代西方個人主義思潮在我國理論界的回應，其根本的著眼點是人的心理文化層麵和個體存在價值，借此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曆史觀大唱反調。
第一，它把個體作為真正的人類學本體。依照它的看法，作為哲學人類學的本體，或者是個體，或者是群體，二者必居其一。英美哲學以個體為本體，而歐洲大陸和東方哲學則以群體（民族、國象、社團）為本體。以個人為本體的地區，其發展道路是健康的，而以群體為本體的地區，則出現了許多曆史的悲劇，包括法西斯思潮和東方專製主義的新變種（“斯大林主義”和中國的“文革”等）。原因何在呢？它認為，以個人為本體的哲學真正體現了人的主體性，真正體現了人的價值和意義，因而成為現代社會的堅實基礎和力量源泉；而以群體為本體的哲學，總是建立在對個人之外的某種存在和價值的祟拜上，因而社會的發展並沒有體現為人的發展。相反，它往往以犧牲、踐踏人的價值為前提。由此它得出結論：確立以個人為本體的觀念乃是包括馬克思主義本身在內的一切現代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