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轉向政治，從思想轉向行動，這是任何以否定現存社會製度為目的的社會思潮的必然邏輯，資產階級自由化當然也不例外。如果說，在先前的發展中，它還側重在世界觀（曆史觀）和價值觀上做文章的話，那麼愈到後來，它就愈加突出其政治內涵，並付諸政治實踐。作為其哲學基礎的抽象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也就必然轉化為一定形式的政治哲學。以“新自由”論為內核的“新啟蒙”論的出現，就是這一重大轉折的標誌。它不僅用抽象的人類價值或個人價值去指點過去和設計未來，而且用它直接幹預現實；它以總結和反思我國改革的曆程為名，不僅提出並論證了和我國現行的改革綱領截然對立的另一套“改革”綱領，而且以“新啟蒙”的方式將它付諸行動。這樣，盡管它依然努力披上種種偽裝，其顛覆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目的卻日益大白於天下。
就本來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前提下，通過經濟、政治體製的調整、變革以達到它的自我完善。就是說，通過自覺地革除自身存在的某些弊端以便更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從而促進現代化事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改革雖然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觀念變革，但是改革的要求和動力卻來自社會主義製度本身，其目的是完善而不是根本改變這個製度。
這樣，在改革的實施上，就必須以黨的基本路線為依據，以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為基本前提，從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出發，把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首要目標。據此，我國的改革在戰略重點的選擇上，是以經濟體製的改革為重點和突破口，並由此帶動相應的觀念變革和政治體製的改革。這樣做，既易於收到實際成效，讓人民迅速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又能抓住問題的關鍵，把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實踐證明，近二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實踐所遵循的這條思路，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並行之有效的。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不是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多方麵的幹擾和破壞，它所收到的實際成效將會更加令人振奮。
反之，我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少數人，蓄意歪曲鄧小平同誌關於“改革也是革命”這句話的本意，把改革視為革社會主義的命。因此，他們根本否認社會主義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而極力鼓吹從社會主義的外部去尋找所謂“改革的力量”，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要用“多黨並存的民主製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製代替公有製；用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代替指導思想的一元化；用西方式的現代化代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就從根本上歪曲了改革的性質。
由此出發，這些以“民意，的代表自居的精英們，感興趣的自然不是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政治權力。他們打著”改革“的旗號所做的一切，都服務於這一政治目的。這就是他們對於政治體製改革有著特殊興趣的原因所在。但是，公然鼓吹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畢竟不得人心，因為它根本有悖於我國人民對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信念。要根本顛覆這種政治價值觀念，必須借助於意識形態的力量。這樣，思想啟蒙就被他們抬到了突出的位置上，並於1988年在全國掀起了”新啟蒙熱。
為此，他們精心設計了另一套改革方案，鼓吹按思想、政治、經濟的順序進行。即先在思想上進行“民主”啟蒙，以破除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黨的領導的“盲目信仰”；然後通過“政治改革”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並實行“精英政治”；最終則是暢通無阻地向經濟私有化過渡。“新啟蒙”論出台不久，便發生了殃及全國的政治風波，可見，它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政治搏鬥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們感到納悶的是，“啟蒙”是當初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宣戰的思想旗幟，而對於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幾十年的當代中國來說，重新打出這麵旗幟用意究竟何在？“新啟蒙”論所包藏的禍心就在於，它先把其所敵視的社會主義宣布為封建主義，然後再向它宣戰。它對我國的現狀做了極端醜化和歪曲的判斷：當代中國實際上仍然是封建專製主義，隻不過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故曰“封建社會主義”；主宰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價值觀念仍然是蒙昧主義和思想專製，隻不過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故曰“現代迷信”；因此，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民主和專製、科學和迷信的衝突，解決矛盾的首要方式仍然是啟蒙，隻不過形式和內容更具當代的特點，故曰“新啟蒙”。
要引申出如此激烈否定現實的政治結論，一切抽象的哲學議論顯然都無濟於事，必須使用更為直截了當的思想武器。這樣，曆來都作為資產階級政治哲學而發揮其影響的“自由主義”就受到了特別的青睞。它對於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半是炫耀，半是掩飾。“新自由”論就是這種奇特的混合物。
“新自由”論認為，以洛克、約翰·密爾（哲學）、亞當·斯密（經濟學）、孟德斯鳩（政治學）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富有生命力的正統。它把個人作為存在和價值的惟一本體，作為真正的社會主體、權利主體和道德主體，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權力對個人權力的幹預，因而構成了以私有產權經濟、議會民主政製和價值觀念多元為特征的現代西方社會的靈魂。中國曆來缺乏自由主義傳統，能否建構這種精神，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然而，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義並沒有解決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真實關係。它以為單純從合理個人主義出發就可以自然而然地達到社會的整體和諧發展，而後來的事實卻是，社會發展的自發性和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周期性危機，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垂危病態。於是古典自由主義無可挽回地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