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老熱愛教育，熱愛學生，從不計較個人地位待遇。在任教無錫縣立一小以前，他已經是知名度頗高的文士，曾任蘇浙聯軍、江蘇都督府重要幕僚且已有中校軍銜，月薪則常在200元以上。當小學教員以後，每周任課24小時，“嘵口□音，自朝至於日昃不遑”，任職兩年未嚐一日曠課，而月薪隻有過去的十分之一（20元）。校長頗以待遇菲薄感到不安，錢老則坦然笑語：“君何淺之乎測我也！吾家三世傳經為童子師，何所不足於我乎！”據早年也曾在無錫一小與省立三師任教的錢穆先生回憶，當基博先生已成為名教授以後，1923年仍在無錫第三師範兼課，每周從上海回無錫一次，直至自己教的班級畢業為止。
錢老很重視“樹立師範”，即注意培養教師的風範。他不僅認真在課堂教學，而且認真進行課外輔導；不僅傳授專業知識，而且教導學生如何做人。身教重於言教。他正是用自己的熱愛祖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嚴於律己、講究操守等等美德卓行，感染與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學者。“竭生平之所知，勿曲學以阿世。”這是先生的生平誌趣，至今也未嚐不可作為我們的座右銘。
錢老日與古籍為伍，但思想並非陳腐。在光華大學任教期間，他曾在報上看到一篇題為《歐洲教育最新趨勢》的演說詞，特別欣賞其中的一段話：“意大利一世紀以來，一方追求國家的統一，他方卻期望固有民族文化的複興。自信無論為現在及將來，再造意國的基礎，須建築於意大利傳說（統）之上；因為在過去曆史之中，才包含著新時代文化的淵源；想在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以古文化的存在，為保證民族統一和團結的根據。但是他們的重興古代文化運動，並不是純粹的複古教育；他們的宗旨，是用現代方法，去實行羅馬教育，以現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羅馬的精神；就是以曆史傳說（統）為手段，而以地方環境、時代精神為背景，產生一個現代化的羅馬教育，以圖整個民族的團結。”他用這番話教導光華的畢業生，並且加以發揮說：“諸位，須知道我們光華的成立，就是教會教學的反叛（指反抗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的殖民主義言行――引者），而表示一種國性之自覺；要以現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中華民族的精神，想在中華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產生一種現代化的中國教育，以圖整個民族的團結和統一。”他曾把《中山全書》與譚嗣同的《仁學》、康有為的《大同書》並列為中國維新以來的“三部奇書”。建國以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剛一出版，他即以十天工夫通讀全書，著重“觀其會通，以籀其成功”，並且在扉頁上寫下自己的心得。他稱讚毛澤東“主義一定，方略萬變，所以頭頭是道，無著不活，而能因禍而得福，轉敗而成功”，還特別指出：“《實踐論》最啟發人神知。”這些都說明，基博先生始終是腳踏實地、心口如一地努力跟隨著時代潮流前進。
我想，我們紀念錢基博先生，最好的辦法是繼承他的宏願與實踐他所未能完成的事業。我希望，一切熱愛祖國的人們，都能像錢老所說的那樣，在努力引進、消化、吸引外國先進文明的同時，也要以現代的心理、意識與方法去了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從中辨析找出切合於今日四個現代化所需要的精神新泉，“以圖整個民族的團結和統一”。
［附記］基博先生與錢穆都是無錫人，同宗而不同支，曾同事且相交甚深。錢穆對他極為推重，在《師友雜憶》中稱：“然餘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基博號）。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餘離大陸不久，即聞其卒於湖北，惜哉！”
錢穆晚年頗有蓴鱸之思。1990年春夏之間，錢夫人胡美琦女士曾致函在我校任教的表妹夫陳盛傑，詢問有無可能由華師協助辦理回大陸探親手續。我當時還在校長任內，陳持函相告，我表示一定盡力促成此事，學校有關部門亦均有共識。但未幾錢先生即病故於台北新居，未能了卻最後的心願。三年以後，我到台北講學，曾前往其故居（素書樓）參觀，並向錢穆紀念館館長談及此事，均為之惋惜不已。我常自問：祖國大陸知名高校甚多，錢先生何以獨選我校作為返鄉橋梁。有親戚可托，固為原因之一；而對基博先生的眷戀，可能亦有關係。
1997香港回歸之年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