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他編著的紀年體史書《資治通鑒》裏，開卷不久，就闡述了他認為的用人取材之道。因為此書的寫作，是提供給皇帝施政參考用的。自然要按統治者的角度，厘訂出一個衡量幹部、選擇幹部的標準。
他雖然沒說“路線確立以後，幹部便是決定因素”，但在卷帙繁多的這部著作中，一上來就談幹部的德才問題，而且用“臣光曰”強調指出：“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可見他是把選拔幹部，使用幹部，視作統治者的相當重要的問題。
他把幹部分為四類：“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的看法是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他認為，”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臂如乳狗搏人，人得而製之。
這種把能幹人撇在一邊，寧可用愚人的政策，嗣後好多朝的皇帝，倒都是奉為圭臬的。因為愚人雖然笨蛋一個，無能無為，屍位素餐，但有安全感；這類人即使想幹壞事，肚子裏也倒不出多少壞水來的，不至於讓皇上晚上睡不著覺，總得提防著。尤其治國水平不高的，馭人能力稍差的皇帝，無不采用司馬光的這個用人之道。
其實，這四類之外，尚餘一類，司馬光給漏掉了，這就是那種被稱作“空心大老官”的，以德自居，而德不見其彰，恃才自任，而才不見其著的人物。魯迅曾經用過“空心大老”這個詞，詞典解釋曰謂空無所有而冒充闊人或學者。“他說中國的讀書界究竟有進步，讀者自有確當的枇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騙了。”這種文界的空心大老，比之政界的空心大老，那可遜色多了，簡直小巫大巫之差。尤其在封建社會的官吏隊伍裏，這類貨色是占相當比例的。讀一讀《官場現形記》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會知道空心大老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是多麼的淵遠流長了。
這些老爺們看起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一言九鼎，作黨國棟梁，朝庭柱石狀，挺像那麼一回事的。而實際上，不但少才，尤為缺德，做官唯知哼哼哈哈，為民了無半點政績。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時，還能遮人耳目，一在其位，一謀其政，就出洋相了。《紅樓夢》裏的賈政老先生，說句不恭的話，恐怕就是這種處於尷尬狀態中的典型形象。
在古典文學作品的人物畫廊中，還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嚴肅正經，像煞有介事的無能、無為、無用、無聊賴的典型。在我們周圍，這樣比賈政還不如，嚴格講狗屁也不是的沐猴而冠者，屢見不鮮，很領教過的，所以頗有現實意義。因此不能不遺憾聰睿智慧如司馬光者，竟未能在這部巨著中，指出帝王在擇人時，應該識別這類貌似謹厚的“鄉願”，如何不被他們那種偽“德”的外衣所蒙蔽，以致竊居權柄，誤國禍民，實在是此書的美中不足了。
在曆代統治者中間，隻有曹操用人堪稱一絕。因為他很自信，他也有網羅人才，駕馭人才，以天下人才皆為己用的魄力。所以他的用人標準，就是重在才幹二字，公元二一〇年，他下了一道《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二一四年，在《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中，又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到了二一七年的《舉賢勿拘品行令》，索性點透了：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但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裏，那種官僚構架、等級製度、門第規念和儒學禮教，萬變不離其宗的一個主旨，就是要拚命抑製、束縛、乃至扼殺人的個性。最怕個性的自由發展，造成對統治者的專製體製的不利影響。所以，賈政這一班假道學、偽君子，每朝每代總能滿身朱紫，吃香喝辣。就因為他們個性泯滅，隻知等因奉此，唯唯諾諾，自然越低能、越弱智，也越好進行領導。若是按曹操那一套“唯才是舉”的幹部政策，一個個都出類拔萃，卓爾不群，不就襯得皇帝倒成了飯桶了嘛？若從唯辟作福，唯辟作威的皇帝考慮，用一幫白癡，恐怕倒是得心應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