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真有這麼一個了解曹雪芹的創作，到了能夠和曹雪芹字斟句酌進行探討的親密程度，而且又是最早認識到《紅樓夢》不朽的藝術價值，以至曹雪芹死後，還在不斷開掘這部小說的藝術成就，同時與曹雪芹又有著某些血緣關係的脂硯齋主人，那麼，他竟然忍心坐視這部書的散失，而不加以任何匡救，實在是不可理解的。
因此，姑妄言之，也許實際上並不存在這個曹雪芹在寫作《紅樓夢》時的場外指導、半合作者並兼總策劃人的脂硯齋。
也許這個脂硯齋，是在《紅樓夢》成書並進入手抄本流通渠道以後，活字排印本還未出現以前的某位或某幾位評點家偽托的一個符號。否則，若是他真的和曹雪芹在藝術上如此相知的話，到高鶚續書時，市麵上尚能收集到斷章殘篇，那麼這位脂硯齋卻隻知道埋頭批注，而不去書肆逛逛，到鼓書擔子轉轉，努力找到一些散佚的原稿，是無法說得過去的。程偉元之說，固然也有虛幌一招之嫌，但脂硯齋卻未道及他對佚文的任何搜羅行動，是很值得懷疑的，他究竟是不是曹雪芹的朋友？而珍重亡友的遺文，不使失落，千方百計把它付梓出版，以免湮沒，則是我們中國文人的神聖義務。
從他的枇注口氣看，此公是比較愛表現的。如果他曾經搜集過遺稿的話，他會不在評語裏誇誇其談他的功勞麼？但他曾經在批注中說傳閱原作時，有散失現象，並表示遺憾。他知道散佚卻不補救的感情，證明他和曹雪芹的關係，並非如他批注中說的那樣親密，親密到能夠介入其創作過程。還有一處很露馬腳的批注，第十八回的“畫出內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著。”這句夾批，似乎可以斷定脂硯齋是外地人。因為，長住天子腳下的京師人，對於“有十來個太監都喘籲籲跑來拍手兒”是司空見慣的事。隻有京外之人，才會對此大驚小怪。我記得我在勞動改造時，因是從北京發落到深山老林裏修築鐵路的，一位對我還算和善的小隊長曾經認真地問過我，在北京中南海裏清掃廁所的那個人，是不是處級幹部？他要我證實。因此，脂硯齋有些像民間故事中那位鄉下女人，下雨天，下不了地，很羨慕皇帝娘娘此刻肯定在包餃子吃。正因孤陋寡聞，才會津津樂道。
那麼，隻剩下一種可能性，就是脂硯齋在批注此書時，已是在程偉元和高鶚收集遺稿以後，再難找到什麼斷章殘句的時候。這表明，他是晚幹曹雪芹以後很久的一輩人。如此說來，枇注中的什麼“姑赦之，命芹溪刪去”的長者口吻，就可能是變戲法的障眼術了。因為在中國，有些人特別愛當老爺子，有些人也就盡量不惹老爺子。他抓住了這一點，擺出一種老爺子的姿態，老三老四，讓你墜其殼中而不覺。
紅學家們一直把第十三回的這條批語，認定脂硯齋為曹雪芹家庭中一個身份特殊的人，是直接進入曹雪芹創作過程中的評論家、知情者、指導者。他比現在那些電視劇組中的策劃、製片、導演對於編劇的影響還要大得多，可以命令他刪去。如果不是曹雪芹，而是王雪芹，張雪芹，或許有這種遵命行事的可能，但像這樣一位大師，能對這樣一位有時連批語都寫得不大通順的脂硯齋，俯首貼耳麼？
這都是不大可以說得通的疑竇，於是，紅學家趕緊跳出來辨白，他是曹雪芹的叔叔，小仲馬能不聽大仲馬的話嗎？其實，寫過東西的人都明白，作家創作的自主性，隻有在極其強迫的條件下，才會屈從外來的壓力，改變原來的想法和寫法。如果，一個作家自己堅持不想刪改的話，命令是不起作用的。否則中國文學上，就不會有那麼多掉腦袋的文人了。
還有第七十七回的批語餘舊日目睹親聞，作者身曆之現成文字。也是被紅學家奉為圭臬，當成理解曹雪芹《紅樓夢》的一把鑰匙。於是，他的所有暗示，成為續書真偽的試金石。批語中這種煞有介事的詞句很多，還有許多感慨，挺能把人唬住。可自有小說這東西以來，沒有一部作品，是像拍照似的，直接從生活中原樣搬來的。脂硯齋主人根本不懂得文學形象和生活真實是兩回亊，生活屮從來不會有現成和完整的小說等你去寫，那用不著作家，派個速記員就夠了。作家的形象思維，是真實，又不是絕對的真實，是生活，又不完全是生活的拷貝。脂硯齋把兩者機械地等同起來，違背了文學創作的基本原理。諸如“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餘實實經過”等等隻言片語的印證，純屬誤導讀者。如果文學創作就這麼簡單直接的話，一位大師所做的事，隨便拉來一個低能兒，也可以幹得了。
據最近病逝美國的張愛玲考證，從書中人物兩套年齡係統來看，《紅樓夢》有可能是在《風月寶鑒》和《石頭記》兩部作品基礎上合成的，那麼脂硯齋的“目睹親聞”，就很可能是他個人的幻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