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經濟係是我國發展經濟學學術帶頭人張培剛、譚崇台從事學科研究和教學研究基地，也是美國經濟研究所和我國圖書發行專業教學所在地。我們抓住武大的教學和科研重點，充分利用當地優勢，深入開發選題。1997年策劃出版了《張培剛選集》、《譚崇台選集》、《90年代美國經濟》、“出版發行管理叢書”，1999年出版了《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詞典》、《信息經濟學》等著作。其中《發展經濟學》被國家教育部選為全國研究生使用教材。
經濟社作者基地的建設，擴大了作者隊伍，使編輯信息靈了，稿子多了，路子寬了，選擇餘地大了，徹底改變了“撿到籃子裏就是菜”和廣種薄收的理念。
三、突破禁區，出版教材
教材出版曆來有指定的出版社。編輯出版教材受到專業出版的限製，很難擠進去。但由於教材出版利潤比較有保障，一直是各出版社追逐的目標。
意識到教材是一個利潤比較有保障、風險又比較小的出版資源，從1993年開始，社裏有意引導編輯探索教材出版，陸續出版了一些財經類大學、中專教材，但都沒有取得重大突破，效益一般。
1993年，信息技術教育這一新領域剛剛進入中小學，設置了計算機選修課。了解到這一信息，抓住這一契機，我們積極和山西省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中心進行聯係，與他們合作，在年底出版了《計算機》（小學版）、《計算機》（中學版）2本選修教材，當年印數雖然不多，隻各印5000冊，定價也很便宜，也隻各5元多錢，但我們看中了這是一個新生事物，有發展前景，就積極介入了這一領域。
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出版《計算機》教材對外我們嚴格保密，直至付印前才正式向省新聞出版局申報選題，經過再三向上級主管部門說明經濟社出版教材的利弊關係，取得領導的同情和支持，才贏得《計算機》教材出版。1996年，隨著信息技術教育研究的提高和教學實踐的探索，我們認識到需要重新編寫適合時代需要和山西實際（設備和師資）的新的計算機教材，便積極和山西省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中心聯係，共同籌劃、組織編寫了新的《計算機》教材，小學版、初中版，同時編寫了《計算機實習手冊》（中學版）。隨著發行量的不斷擴大，《計算機》教材的出版給經濟社帶來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扭轉了經濟社資金周轉困難的局麵，成為經濟社的產業支柱。
四、改革管理製度，向管理要效益
山西經濟出版社從山西人民出版社分離出來後仍沿用吃大鍋飯的管理體製，機構設置不合理，行政人員偏多，獎金平均分配，管理粗放。這種體製導致人浮於事，幹不幹一個樣，缺乏激勵機製。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先後帶領有關人員到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和金盾出版社考察學習，向山西教育出版社、希望出版社的領導請教，學習他們的經營管理經驗和管理模式。1997年年初社裏製訂了行政管理改革方案，將辦公室、總編辦合署辦公，精簡人員，把減下來的人員安排到發行部工作。印製科改成照排中心，負責全社書稿照排任務，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增加收入。編輯、校對、發行、照排人員實行目標責任製，實行超額獎勵製度，鼓勵大家多幹多拿。行政人員實行年終平均獎，鼓勵工作人員到一線工作。編輯室實行獨立結算、獨立考核，每種書實行單本結算、單本考核，鼓勵大家多出好書、多創收。發行部實行分片分工負責製，年終既考核發行碼洋，也考核回款率，加快資金回籠。這些製度的建立與實施，極大地調動了全社人員的積極性，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任務，個個精神振奮，情緒高昂。
從1996年經濟社實行改革以來，經濟社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到1998年年底實現銷售收入680萬元，實現利潤60多萬元，固定資產由建社初期的19萬元上升到120多萬元。有了自己的辦公樓，換了新的辦公家具，增加了汽車，各科室全部配備了電腦，實現微機管理。1998年年底山西省勞動競賽委員會給山西經濟出版社記“集體二等功”，2000年年初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授予山西經濟出版社“良好出版社”稱號。
在慶祝山西經濟出版社成立20周年之際，大家回過頭來回憶建社初期走過的曆程，很有意義。回憶8年多的工作，經過全社人員艱苦拚搏，衝出了困境，走向良性發展，這是全社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值得回憶、值得思念、值得繼承。希望山西經濟出版社在趙建廷社長的帶領下，齊心協力，團結奮鬥，爭取更大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