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首詞，有一種無言的惆悵，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詩人總是敏感的，因為同是這一年，他的政敵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回江寧賦閑兩年之後，複出執政，重掌權柄，這對蘇軾來講，絕不是好消息。所以詩人發出“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慨，顯然，他對當時的政治大背景懷著忐忑之心。
雖然蘇軾和王安石同為重量級的文人，但在文學聲勢上，王安石遠不是蘇軾的對手。而在政治上，蘇軾對王安石的變法，一直持不同意見，曾上書神宗，為鐵杆反對派。由於他當紅文壇，舉足輕重，左右輿論，甚至影響到皇帝。作為政治家兼文學家的王安石很在乎他，也是意料中事，遂利用手中的權力，熙寧四年（1071）將他逐出京師；而王安石的餘黨，更是手毒心辣，第一，想方設法弄死他；第二，弄不死，也要把他攆得遠遠的。
兩年前，正是王安石罷相期間，蘇轍為官齊州，蘇軾得以通判密州。現在回到開封大位上的王安石，不可能不注意，不可能不防範。果然，這年年底，一紙文書，著令蘇軾移知河中府（山西永濟）。哪曉得，攜家帶口，一行人西行至陳橋驛，官方文件又至，改知徐州，並有旨不得入國門，隻好扭頭向東。好在蘇軾想得開，他在寫給文與可的信中說：“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複攜而東。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為便安耳。”
其實，他不知道這樣折騰他是由《水調歌頭》而起。此詩問世後，傳遍京師，人皆吟誦，士子不言蘇而覺氣索。據宋人鮦陽居士的《複雅歌詞》：“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麵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神宗這番話，使得執政當局萬分警懼，包括王安石在內。他們迅速采取隔離措施，讓他盡快消失在皇帝的視線之外，連開封的城門都不準進。
就這樣，他到了徐州，又改湖州，再改黃州，接著因文字罪坐牢，然後貶官嶺南惠州，最後罰往海南儋州，他的一生就處在這種沒完沒了的顛沛流離之中。由此看來，文學家與政治家角力，文學家十有九敗。但曆史的光柱，卻總是照亮那些失敗的文學家，光輝奪目至千秋萬代；相反，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政治家，黯然失色而被人淡忘。
這也許就是曆史的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