謾罵的“謾”是怎麼一種情態，不得而知。罵，是以敵意的態度、惡毒的語言攻擊對方而逞快意。
30年前的“文革”對中國人有深刻的影響，在各個方麵，其中一方麵是開掘了全民族的謾罵能力。罵，與其他的事物不同，若想讓他罵得暢快，先要把他內心的惡引出來。“文革”誘發、培育了民族整體的惡。
一位修習漢語的外國朋友說：“你們（中國人）特別會罵人，哪個國家的人都比不了，這是非同尋常的能力。我們（他是俄國人），隻有像果戈理這樣的諷刺作家，還有底層富有才智的農民才會長篇大論地罵人。”他——俄國赴華訪問學者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瓦連京先生說得很誠懇，沒有貶低吾國吾民的意思，而在羨慕。他們急眼之後，憤怒之後，最多說出“你這個渾蛋”這樣的話，僅此而已。對我們來說，上述罵語隻是一篇跌宕起伏的罵人篇章結尾處微不足道的點綴，而所謂“大罵”，需要大量明喻、暗喻、旁征博引、舉一反三，要與生殖器官與祖宗八輩相關聯。
不會罵人的民族多麼幸運，像曆史短暫的民族幸運一樣。罵人隻展示自己的惡。
所以有“惡言一句六月寒”之說。
在中國，講罵人，老百姓罵不過文人。文人以廣博的曆史知識、準確的記憶力、高超的文學手法集萃於罵，或在電視上開講。這種人以不要臉占據有利地形，縱橫開闔，指天畫地。罵人不奇怪，怪在有市場。當惡的花朵豔麗蓬張之際，心中有惡的人見之無不歡欣鼓舞。罵人的才俊不僅懂曆史與法源寺，不僅擅長律師的訴訟功夫，還有一般人不具備的大惡：不忠、不信、權變、逢迎、設局、背後一刀、記陰賬，等等。
文壇中還有一個不尋常的現象，學術爭論一旦進入實質，會立刻變為對罵。也就是說，一方還在闡揚學理，另一方進行人身攻擊。搞學理之人一見光火，馬上棄學理如敝屣，轉而罵之鬥之。看客喊過癮，媒體稱之為“爭鳴”以及“200×年文壇×大事件”。起哄的、架秧子的，謾罵雙方紛紛以得勝者的姿態傲視四方。
有人求出名苦悶至極。他們覺得靠在作品中傳播愛博名太慢，心中也沒有愛可傳播，便用恨與罵來吸引眼珠。如果靠罵博名還不夠，小子又覓得一招兒，罵名人。像蚊子、臭蟲、螞蟥一樣攻擊眾人關注的名人。名人終於有了反應，罵人者覺得暴得大名。
民族的文化有許多十字路口，也就是聰明智慧不一樣的發揮之地。投入科學是福祉。投入珍玩器具，雖然不能保家衛國，也算工巧。而罵人——不光文人，各路人均精於罵人、樂於罵人，能給後代留下多少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