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隻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麵，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麵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己。
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誌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新樂府》是與《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寫出來的，是白氏諷諭詩中重要的另一組詩，共50首，寫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間的事，時間跨度較《秦中吟》大，內容也更廣泛。白氏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這些詩篇愛憎分明，除諷刺外，也有歌頌。這些詩篇，充分說明了白居易反對什麼，讚美什麼，是作者心跡的真實表露。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實”，宣稱自己寫的都是真實事件，更表現了一個中青年詩人扶正疾邪的戰鬥精神。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總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是他全部詩歌中最富戰鬥力的作品，連同《長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可寶貴的部分。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