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公元398—446年），字蔚宗，祖籍順陽（今河南南陽市淅川縣），範家自西晉永嘉之亂後移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範曄是南朝劉宋時期的傑出史學家，史學名著《後漢書》的作者。
士族家世早年經曆
範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範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範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範寧先後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範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於京口起兵滅桓玄，控製東晉政府實權後。範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禦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範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後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後，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範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範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範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於醫學棋藝的著作《範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範寧嚐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範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範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範曄十七歲，州刺史征辟他為主簿。當時，範曄同其父範泰一樣，在政治上是支持劉裕的，故不肯應辟就職。六年後即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為宋。這一年，二十三歲的範曄應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恭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後又隨府轉為右軍參軍。此後十餘年，他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多種職務。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把故僚們召集到府內幫助料理喪事，範曄也到場了。劉義康的母親死了，範曄實在悲傷不起來。在臨葬前的一天夜晚，輪到他的弟弟範廣淵值班，範曄兄弟倆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裏喝起酒來。醉意朦朧之際，範曄忘記了利害，竟推開窗子，聽挽歌助酒。這件事傳出後，劉義康非常惱怒。幾句讒言上去，宋文帝就把範曄打發到宣城（今安徽宣城）當太守去了。
這次貶官對範曄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隱痛。範曄雖然生在名門士族，但他本人卻是個妾生的庶子。晉代自“永嘉以來，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五），嫡庶之別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決定了子女們的社會身份。範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裏，並且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落下個小字為“磚”。嫡母所生的哥哥範晏嫉妒他的才學，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範泰也不喜歡範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範弘之。屈伸榮辱與宦海浮沉，使得範曄心情十分苦悶。在宣城任上，他開始從事後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這種痛苦。史事的研究，打開了他的眼界。範曄後來講：“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這就是說，原來現實中的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在同曆史的經驗相對照後，他逐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範曄憑著個人對曆史問題的理解，寫出了他的曆史名作《後漢書》。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後漢史書傑出成就
《後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曆史。範曄原計劃寫十紀、十誌、八十列傳。十誌，他委托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卷入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與範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誌稿與範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後梁人劉昭注《後漢書》時，因範曄曾稱讚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漢書》，遂取其八誌以補範書之缺，故今仍稱此誌為《續漢誌》。
範曄曾講過，他編纂《後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範曄特別重視史論。他采用論讚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後漢書》的一個特點。範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曆史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在聯係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曆史形勢發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曆史發展規律的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範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戰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漢高祖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學，又出現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範曄看到了某些曆史現象向矛盾的對立麵發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範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麵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