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對《後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隋書。魏憺傳》記載，範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采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麵地反映曆史的本來麵目，能給後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範曄根據東漢一代曆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後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後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範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傑出女性，並不都是貞女節婦，還包括並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範曄首創《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第三，《後漢書》突出了“論”、“讚”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隻是具體名目不同。《史記》稱“太史公曰”，《漢書》為“讚”，《三國誌》曰“評”。“論”、“讚”在《後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麵三書之上，因為範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曆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麵反複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後漢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後麵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後紀》和雜傳的前麵。論多是評論曆史問題和曆史人物，有時也采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讚在每篇紀傳後麵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讚的語言凝煉，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讚，概括了東漢建立、發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讚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苟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讚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透露了作者對這類人物的指責和義憤。
《後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並以行止相近或依世係合傳。下麵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後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後漢書》的嚴謹還表現在範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人相關的，則見於此必不見彼。全書經過範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的長處。同時，範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勳等五人的事跡，《來曆傳》則附錄了與來曆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