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後漢書》裏，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於《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麵幾乎沒有什麼關於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後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範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漢桓帝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範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複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汙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範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範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讚同的態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於《郭躬傳》後。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可是，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範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後漢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於時代的局限，範曄的無神論思想並不徹底。《後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的看法。《後漢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仿佛天下真有仙術。這都是範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麵。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範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為統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誌，總以為自己的統治非常鞏固。於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他把“餓狼”“饑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果“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係是臣虜關係，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係。範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後漢書》一方麵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麵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對張儉、範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範曄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範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於《後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確實，範書文辭優美，簡潔流暢，不僅為史學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名作。但有的地方，範曄過於重文，對於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如司馬彪《續漢書》載：“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下辯東三十餘裏許，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汪溺之患。”史料詳實生動，但到了範曄的筆下隻剩下“數十裏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和“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的幾句了。
《後漢書》是範曄私人著述，又尚未徹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這部書的人很少，影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