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期而至的春雨如夢似霧地飄蕩在漢口的南京路上，街道兩邊的梧桐枝頭泛出毛茸茸的新綠，換了新裝的春天款款行進在都市裏，春光蕩漾在行人的臉上。
春天總是這樣安靜、溫暖、守時到來。
下班後，我走出醫院，沿著勝利街，從南京路出發，過三個街口，在黎黃陂路上左拐，不遠有一處三層紅磚黛瓦小樓。上年紀的老武漢都知道，那裏曾是名揚荊楚的“高氏醫院”。
如果時光倒轉20年或者再往前些年，人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小樓中走出一位個兒不高，戴著一副眼鏡，衣著整潔，烏黑短發的婦女，沿著這條路匆匆往南京路上的醫院趕，回來時一定是路燈昏朦欲睡，她也步履沉沉。如果是夜半三更她出現在這條路上，一定是另一個生命正掙紮在懸崖邊上，等她去救治。她一生都奔波在救人的路上。
若是平日，她走在路上，不斷會有人和她打招呼，叫“大姐”的有，叫“大媽”的有，叫“奶奶”的有，不同年齡的人對她有稱呼不同，深情、親切、敬重卻是一樣的。
40年時光，15000多個日夜，寒暑易節，家與醫院，兩點一線，風雨無阻，她像不遠處江漢關塔樓上的大鍾一樣守時、敬業、嚴謹。她純粹，純粹得隻是一個醫生。盡管她曾是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但是一生都沒有放下過聽診器、手術刀。名利的紛爭，世俗的喧鬧，她充耳不聞，心靜止水。行醫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的生活方式即是行醫，她的一生如一天一樣簡單：看病人，做手術。病人或家屬隨時能見到她；病人如有不舒服，她會隨時出現在病人床邊；如有什麼疑慮，她隨時解答。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病人都有著相同的溫馨感受：讓高欣榮治病是一種享受。這樣一位把病人看得比自己重要的醫生，在病人心中，她的地位也就無人能取代。前幾天，我接待了一位首長。沒說上幾句話，首長自曝身世：“我是市二醫院出生的，高欣榮大夫接的生。”說話時，他一臉的自豪。
歲月已經遠去，路上的足跡早已嵌入泥土，曾經匆忙的身影早已模糊。對於武漢，高欣榮已經成為一段曆史，一種懷念，一個向往。
早些年，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每次回武漢都要拉著她的手，大姐長大姐短地聊個沒完沒了。王任重夫人肖慧納與她，既是醫患，更是姐妹。早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她為郭沫若夫人於立群接過生，互為知音。
一個個傳奇的故事，鑄就了她是武漢婦產醫學界至今無人逾越的一道豐碑。
她更多的姐妹是普通百姓，有賣菜的大嫂，種地的村婦，教書的老師，街道的太婆。她離世已經十多年了，稍稍年長的武漢人提及“市二醫院”，常會這樣感歎：“哦，這裏出過一位大名醫、大好人——高欣榮。”
去年，湖北省臨床重點專科評審，武漢市二醫院婦產科入圍。專家們異口同聲說：“高欣榮帶過的隊伍，沒得話說。”
她是一座高山，同行敬仰她，不僅僅因為她是前輩，而是無數病人和家屬用發自心底深處的敬重捧出的一個高度，讓醫生特別是婦產科醫生都感到驕傲，這正是當今醫生所渴求社會對醫生應該表達的敬意，也是醫生應有的的尊嚴。
一個人能夠如此深刻鐫刻在一個城市的記憶中，需要多麼強大而恒久的力量。
一位婦產科醫生，能讓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布衣百姓幾代人肅然起敬，需要怎樣的人格魅力。
從西醫傳入中國，至今已有一百六七十年，從事過和正在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成千上萬，能讓老百姓常常念叨的有幾人？要說當今醫學的發展，無論是診斷手段，還是治療技術，和高欣榮工作的那個年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高欣榮的醫術和醫德，讓後來人高山仰止。
循著高欣榮足跡一路走來，恍惚總有一種撞擊靈魂的力量在回響。
清朝末年，是一個風雲激蕩的年代，曆史在偶然與必然的交織中改變。1905年7月，在離武漢往東100多裏的鄂城縣高家大院誕生了一個女嬰。在重男輕女的觀念浸透神州厚土的年代，女孩注定命苦。但這個女孩有個留學日本的父親，一個痛斥“輕賤女性乃吾國千年之陋習，早當革除”的父親，她便有了“女兒可以與男孩同樣受教育，也得識文斷字”的幸運。從背上書包，一直讀到醫學院畢業，後來又遠渡重洋留學美國，這些偶然因素疊加在一起，成就了她必然與同時代的女性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