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時節，金燦燦的樹葉灑滿一地。一陣風兒吹過，葉隨風舞，在空中飄來蕩去，像群快樂的鳥兒。庭院中，護士挽著一位盲人老太太的手，走在黃葉鋪展的“金光大道”上。護士一彎腰，從地上拾起一片黃葉，遞給老太太。老太太接過黃葉，用手輕輕撫摸，臉上蕩漾著黃葉般的燦爛。
當我的看到一場景，心頭不禁一顫。此景此情，似曾見過？
哦，想起來了，是在書上讀過的。以前讀過的一本書，美國盲人作家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她和她的老師安妮·沙利文就是經常這樣在林中散步，撫摸白樺柔滑的皮膚，嗅聞天鵝絨般的花瓣，傾聽鳥兒愉悅的歡唱，讓清涼的溪水從指間流過……
流淌著詩意、充盈著愛意的畫麵，又一次在我眼前展現時，我突然發現，自己正站在海倫·凱勒曾經走過的地方——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的庭院裏。我不敢肯定海倫·凱勒是否到過麻省總醫院，但是，她的生命曆程與波士頓緊密相連，她和她的老師安妮·沙利文也一定手牽手在波士頓的某些林中享受過這樣溫潤的陽光，領受過大自然的撫慰。海倫·凱勒的書中有大量篇幅深情描述她與老師安妮·沙利文在林中度過的美好時光。
這是前幾年我在美國波士頓訪問時遇上的一幕。
我迫不及待地向接待人員打聽，波士頓城裏有關海倫·凱勒和她的老師安妮·沙利文的遺存。
“海倫·凱勒，好像有這麼個人，她是幹什麼的？”
他一反問，讓我一時語塞。
我告訴他，海倫·凱勒是位盲人作家，是被馬克·吐溫稱為“19世紀世界最了不起的兩位人物之一”，與拿破侖齊名。
“哦，是不是那位寫《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作家。”這時，他想起來了，十分抱歉地說：“真沒留意過波士頓城裏是否有海倫·凱勒的遺存，也許有。至於她的老師安妮·沙利文的遺存，一點印象也沒有，如果有，也可能隻在介紹海倫·凱勒的背景裏。”
這不奇怪，答案在預料之中。
七十多年的風霜雪雨，有多少傑出人物經得起歲月銷蝕，時間總會無情抹去許多不該抹去的記憶。更何況在海倫·凱勒紅極一時，出入白宮像到鄰居家串門一樣時，安妮·沙利文也隻是默默站在一旁注視著她的學生，心裏滿是喜悅。有時，記者追逐海倫·凱勒時，一轉身，不小心碰到了安妮·沙利文，於是想順便采訪一下她。哪知安妮·沙利文十分幹脆地謝絕：“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事，不必大家費心。”她樂意站在海倫·凱勒背後。
我常想，如此淡定，該是怎樣一顆任名利撲麵而不為所動的磐石之心。
她樂意站在海倫·凱勒背後，一站就是50年，她從20歲開始，直到生命的終點，用一生教育陪伴著她唯一的學生，一個看不見、聽不到、說不了的學生。而這位學生，在她同樣幾近盲眼的老師教育下，不僅學會了英、法、德、拉丁和希臘五種語言，還寫出了一係列讓世界驚歎的文學作品，並成為影響世界的社會活動家。
一個獨特的生命個體以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
海倫·凱勒是偉大的，她的老師安妮·沙利文也應是不朽的。
安妮·沙利文開始並不喜歡教師這個職業，但是，她別無選擇。1886年，20歲的她從柏金斯盲人學校畢業，父母雙亡，無家可歸，又不能再靠義母霍布金養活。她想去飯店去洗碗，人家不收女工；她想去送貨，又怕狗咬。一晃幾個月過去了，她坐立不安。這時，柏金斯盲人學校校長安那諾斯還惦記著勤奮好學而又可憐的學生，來信告訴她，凱勒先生正在為他的小女兒海倫尋求一位女家庭教師，問她是否有興趣應征。她雖然一百個不願意，但是她必須有份工作養活自己。
她很快答應了。雖說不是她喜歡的工作，但是她很守信用，很講職業道德，答應了的事就要認真做好。她用半年時間學習研究前人的經驗，做了精心準備，於第二年3月3日到達海倫家。她自己都沒想到，這一教就是50年。
其實，剛見麵，海倫留給老師的印象並不好，可以說是糟糕透了。一個孩子從一歲半開始，就陷於黑暗無聲的世界，她多麼恐懼與無助，她的痛苦又無法言表，父母既可憐她又不知道如何幫助她，隻好由著她的性子來，她的性格能好得起來嗎？有位心理學家這樣斷定：“身體殘疾者，多數人心理也是殘疾的。”第一次進餐時，小海倫把自己的手伸進了老師的盤子裏，被老師堅決推開。第一次遇上有人不遷就，她又踢又鬧，推拉老師的椅子。
見過這樣的景象，我們健全人常常會責怪他們不懂規矩，甚至斥責他們無理取鬧。但是，我們何時想過，他們的無理、非理、不懂理，或多或少與社會、健全人對他們的冷漠、傷害、遷就、溺愛有關；他們的無能、不能、不願能，與社會、健全人對他們的無視、欺視、憐憫、施舍有關。海倫後來這樣解釋自己當時的行為，是因為“這個寂靜而黑暗的世界裏沒有柔情可言”。對於殘疾人，我們沒有施予柔情，又何以指望他們柔情回報呢？我們什麼時候能把他們不當殘疾人，給他們少些責怪多些力所能及的幫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