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功
吾生也晚，到北京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時，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了。其時艾蕪先生早已遷回成都定居。不過，先生的《南行記》，我在挖煤的時候就讀過的。時值“文革”期間，幾個到煤礦挖煤的青年，曾和管理圖書的一位老人套近乎，套近乎的目的，無非就是要在進出圖書室時免除他的戒心，以把礦區圖書室裏一捆一捆要送去化紙漿的“四舊”圖書偷出來解饞。我記得我弄到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霍桑的《紅字》；另一位工友弄到的，有一本就是《南行記》。我讀完了《紅字》，就交換來了《南行記》。坦白地說，當時生活的境況並不是很好，除了因身材瘦小，麵對繁重的井下勞動不勝體力之外，政治上也深陷懷疑和打擊，鬱鬱不得誌。如果說，《紅字》使我在屈辱麵前找到了一絲奮鬥的勇氣，得到些許安慰的話，《南行記》則使我明白，閱曆就是財富。再就是《人生哲學的一課》裏麵的最後一句了：“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強地生存！”這也有如坎坷路途中激勵我前行的一縷星光吧。
那個時代，也已經開始做著小說家之夢了，於是便把一些讀起來印象較深的，如魯迅的《呐喊》《彷徨》、沈從文的《邊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茨威格、歐·亨利等人的作品，細細閱讀並做一些劄記，艾蕪的《山峽中》等等也在其中。當然，當時配合“四人幫”謳歌“文革”，如今已經速朽的幾篇“當紅”之作，我也奉若圭臬般地研究過。現在回想，不免啞然失笑。在那樣的文藝思想指導下，初讀艾蕪作品的感受，自然也偏向於社會學方麵。比如讀《我的愛人》一篇，我記得所寫的劄記是：“我的愛人”之謂，來自同住仰光拘留所友人的玩笑，“我”一九三一年春因參與政治活動，被關進仰光拘留所裏，同窗的二位友人，也都是“政治犯”，因為女牢那邊的歌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同牢關押的，多是一九三〇年緬甸沙拉瓦底縣農民起義的義士，而那唱歌的女人，就是所謂的“土匪婆”，由此便生敬意，這便成了無聊的監獄生活中獄友的談資，稱之為“我的愛人”。作者借此調侃，介紹了緬甸農民起義的背景和精神，寄托了對人民反抗力量的崇敬和讚美。我記得我還曾大膽地聯想：一九三三年寫於上海的這篇作品，或許是向“反圍剿”的中國紅軍的致敬？理由是簡單的，一九三三年的艾蕪，應已是“左聯”成員，當時的“左聯”，和紅軍的“反圍剿”遙相呼應，也在進行著文化上的“反圍剿”鬥爭，那麼，他如此深情地寫下對緬甸農民起義的敬意，難道不是對中國現實的影射麼？
直到一九七七年恢複了高考，到北京大學學習了文學專業，我才明白牽強附會是何等可笑的方法論。幸虧我是把艾蕪先生的作品往好了猜了，而如此思維方式，豈不和我們同樣遭遇過的，由《海瑞罷官》扯到“廬山會議”、由《劉誌丹》扯到高崗，殊途同歸？
然而，撇開那些牽強附會的聯想，單從作品的文本來看，艾蕪先生的創作思想，的確已經融彙入當時左翼文學的主潮，他決心把“身經的，看見的，聽見的，——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紮起來的悲劇，切切實實地給寫出來”，這在《南行記》的自序裏，就坦坦蕩蕩地聲明了。當然，還有另一個聲明，就是他告訴我們，在觀看了一部名為《告訴世界》的好萊塢影片之後，明白了藝術於人心之功用，也明白了“文藝並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品”。因此，他也要借助不亞於好萊塢的征服力，把那些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情感世界——悲苦和掙紮——“告訴世界”！
我想，他不僅擁有堅定的情感指歸，而且擁有堅定的藝術追求，這就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行之久遠，至今令我們愛不釋手的原因。
他的經典之作《山峽中》，已不知被我翻閱多少遍。這篇作品，寫的是“我”誤與一盜賊團夥同行，夜宿山峽神祠之所見。那個潑辣機敏、油黑蛋臉的青年女性“野貓子”，一點兒也不亞於梅裏美筆下的卡門。她所懷抱的“兒子阿狗”——
一截木頭，喻示著世界上所有女人的生活理想，而現在，貧困隻能使她守著篝火，懷抱“阿狗”，唱著“這兒呀，沒有憂；這兒呀，沒有愁”。和陰鬱寒冷的山中之夜相比照，和絕望暴戾的團夥氛圍相映襯，這浪漫的形象，寄托了青年艾蕪多少“平等”的向往和“尊嚴”的呼喚！然而艾蕪又不是直抒胸臆的。他感情凝重，意緒綿長。《山峽中》的結尾是，盜賊們也被他的友善所感動，不再強迫他入夥而結隊遠遁。“我”麵對空曠的神祠，發現“野貓子”留給“我”的，是她鍾愛的“兒子”和三塊銀圓，其情其意，其夢想和渴求，怎不使你對那些“逼上梁山”的底層百姓發出深長的歎惋？
艾蕪的“南行”，既不是當下時髦的“采風”，也不是“下基層”的體驗，是身無分文行走於滇緬山地和東南亞蕉林。或在山家店打工，或與盜賊小販同處，他與底層百姓的遭際與苦楚感同身受，他的血管裏，已經流淌著民眾的血液，因此他的作品所流露的，不僅僅是同情，他更多的，是在挖掘著其深藏於性格深處的良善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