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遠清
台港地區一向不重視大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關文學史的著作隻有寥寥數種。他們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過重要影響的艾蕪的論述，不可能像大陸學者那樣長篇大論，均點到為止。
下麵先說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李輝英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於一九七〇年先後由東亞書局、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這是香港首次出現的中國新文學史。作者在第三編《高舉抗戰文藝的大旗》第十四章《小說創作與抗戰》第四節中，這樣論述艾蕪：
艾蕪有豐饒的產量。長篇《豐饒的原野》和《江上行》，前者寫的是四川岷江和沱江流域農民的生活，後者是寫抗戰爆發後一群知識分子從鎮江搭船到漢口的船上形色的。短篇小說則以發表於《文學月報》上的《紡車複活的時候》和發表於《文藝月報》上的《石青嫂子》最深刻而紮實。
這基本上是介紹，且有模擬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注釋1”的痕跡，因而談不上有什麼史識，這體現了中國新文學史學科在香港草創期的特點。
以寫政論和散文著稱的司馬長風所著的三卷本《中國新文學史》，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分別於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出版。它不僅在台港而且後來在大陸傳播甚廣、影響巨大。雖然作者寫得匆忙，史料錯誤甚多，但其史識方麵頗有新意。如他在下冊認為“在戰時戰後時期，有幾位多產的小說作家，其中以路翎、沙汀、艾蕪三作家成就最受人注意”這個定位是準確的。
司馬長風不為賢者諱，他這樣指出艾蕪的局限：
每部作品的主題，都被中共的政治路線牽著鼻子走，就難有突破性的發展了。
這裏用“中共”指稱大陸，是港台右翼文人慣用的說法。至於司馬長風說艾蕪“被中共的政治路線牽著鼻子走”，是指在“文革”前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視工人階級為當然的“領導階級”，艾蕪們便自覺不自覺地在思想上形成了這樣一種牢固觀念：“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是這個階級的先鋒隊，因此這個階級就等同於真理的代表和光明的象征。”正是從這種特定的階級立場和政黨立場出發，無論是艾蕪還是周立波以工業題材的小說創作，均是以此為創作出發點。這就極大地捆住了作家的手腳，“使他們隻能對這個階級采取一味的歌頌和讚揚。擔心的隻是歌頌還不夠，讚揚還不足。如此創作，能夠寫現實生活中真正的那個活生生的‘工人階級’”“注釋2”？可見司馬長風指出艾蕪有“緊跟”的傾向，與事實符合，也由此體現了他的敏銳性和預見性。
林曼叔主筆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大陸部分）》，由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一九七八年出版。作者是香港人，因此寫作不受內地意識形態局限。又因為是專門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故對艾蕪的論述在台港出版的該類文學史中篇幅最多。該書於肯定“在以工業建設和工人生活為題材的文學創作中，艾蕪的《百煉成鋼》是最為突出的一部長篇小說”的同時，指出作者為了“照顧政治要求而留下的創傷，無法讓作品完美起來”。又說：
特別是當你看過艾蕪從前的作品，那種濃烈的生活實感是如何強烈地吸引著讀者，所以當你讀了《百煉成鋼》，就不能不有所遺憾了。
這是作者在認真閱讀原著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顯得實事求是，完全符合艾蕪也符合大陸當代文學創作的情況。
林曼叔雖然對艾蕪圖解政策甚為不滿，但他並沒有抹殺艾蕪的藝術成就，仍肯定《夜歸》一類的短篇在表現手法上“高超而老練”。《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大陸部分）》寫於“文革”期間，是由香港學者執筆、境外出版的首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與大陸“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大異其趣，體現了香港學者的主體性，顯得特別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