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上映，男女主角分別是海英士（William Haines）和裴姬（Anita Page）。裴姬被稱為是當年好萊塢最漂亮的麵孔，在影壇的地位僅次於嘉寶（Greta Garbo），每周會收到上萬封粉絲的來信。
值得注意的是該片的廣告詞：
號外！在《告訴世界》中海英士扮演一位活躍的新聞記者。
封麵圖片故事就在這裏！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海英士將“抓”住世界。一部關於愛情和打鬥的影片新鮮出爐。
艾蕪在仰光看到的這部影片的時間，應該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而且，很可能在觀看前，他會獲得一份中文說明書（這是當年的通行做法），所以艾蕪關於本片的記敘，大體上是準確的。但是，本片隻是一部西部冒險類型片，講述的是英雄救美的老套故事。在好萊塢導演的眼裏，選擇在中國講述故事，和選擇在美國西部一樣，都是為了在影片中增加異域風情。“中國”和“西部”，都是好萊塢導演眼中的“他者”。影片最後“帝國主義在支那轟炸”的情節，似乎並非故意“辱華”，更談不上是為侵略張目和美化。所以，艾蕪在觀影的當時，“也一致劈劈啪啪大拍起手來”並未有任何的不舒服感受。
我沒有查到本片是否在中國大陸上演過。但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起，好萊塢八大公司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華納、雷電華、環球、哥倫比亞、聯美先後在中國設立了辦事機構，處理影片輸出的有關事宜，這部片子應該是曾在上海等處上演過，但在一九三〇年“不怕死”事件之前，未見到有關這類影片引起民眾反感的任何記載。
三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政權登台，對於中國電影檢查製度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八日，上海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成立了以社會局長潘公展領銜的戲曲電影審查委員會，並發布條例，規定市內上映之中外影片均須受該會審查。從此，美國影片在上海的放映開始受到檢查製度的影響。一九三〇年二月，轟動一時的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上映風波，即被上海電檢會以“侮辱我華人處，令人發指”為由禁映，並由出品者美國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報道歉。
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左翼電影興起後，以各大報的電影副刊為代表，對美國電影的左翼觀照便成為影評的主導。這個時期的影評，受到左翼電影運動的強烈影響。左翼電影運動既是對中國麵臨的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的必然反應，也是中共在文藝戰線反抗國民黨統治、有意識參與和引導的結果。左翼電影運動既已被納入中共反帝反封建的總體革命戰略之中，政治判斷便超越了藝術、商業和道德判斷，成為評判作品的首要標準。“注釋1”
而這個時期的艾蕪正在上海，並積極參與到“左聯”的有關活動之中。他審看世事的眼光，相比仰光時期，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已經學會使用諸如階級對立、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之類的分析框架，來對包括電影在內的文藝作品進行判斷。
同時，這個時候的艾蕪早已和沙汀一起與魯迅建立了密切聯係。他一定很熟悉精神導師魯迅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和《藤野先生》（一九二六年）兩篇文章中關於“幻燈片事件”的有關論說。很自然地，在一九三三年冬為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南行記》寫序時，他將五年之前看到的電影Telling the World，作為改變他生命曆程的一個轉折點。這種做法，應該是對於魯迅的模仿和致敬。
五年之前觀看電影，隻是種下了一個“因緣”。艾蕪在一九三三年冬寫下《我是怎樣寫起小說來的》，有意無意中，對五年前的觀影感受進行了改寫和重塑。這場電影並不能改變艾蕪的人生。真正改變他的，是在十裏洋場中偶遇的老友沙汀，以及他們共同的精神導師魯迅，還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運動高潮。
“注釋1”以上有關論述見汪朝光：《好萊塢的沉浮——民國年間美國電影在華境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