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處著眼，小處落筆，以小人物觀照大時代，透過某一生活場景中人物的性格命運來折射整個時代社會曆史的命運，是茅盾的本事。《春蠶》便是由\"豐收成災\"主題下，那個散發著江南水鄉古老泥土味的老通寶的性格命運，來微縮還原中國農村經濟的境況。《林家鋪子》也是如此，茅盾特意選擇一個小市鎮上一家小百貨店的小老板，在風雨飄搖的城鄉經濟中，辛苦經營，卻終招倒閉逃亡破產的悲劇命運，塑造出精明能幹，懦弱自私的林老板的形象，並由此投影放大出三十年代初期整個民族是處在怎樣一個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態下。反過來，也是由於那樣的時代環境和特點，造就了人物的性格，決定著人物的命運。一個林老板得牽引出多少林老板式的小商人翻滾在中國城鄉經濟破產的渦流裏，一個小小的店鋪成了中國城鄉經濟破產的縮影。
長篇小說就更為茅盾的這種卓越本領提供了縱橫馳騁的空間。以《子夜》中的吳蓀甫為例，茅盾把這位\"二十世紀機械工業時代的英雄、騎士和王子\"多元複雜的性格，投入在世界經濟危機衝擊下，三十年代中國的民族工業舉步維艱的大背景和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中的加以刻畫。他想當時代英雄，振興民族工業，但他生不逢時的時代氛圍和所有的外部條件，把他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鐵腕人物\"，變成了與以趙伯韜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本家搏擊鬥法場上的困獸。自私、貪婪、專斷、殘酷，是性格發展的必然。性格即命運。其實，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性格特點，並由此導致那個時代的必然命運。那麼可以說，吳蓀甫式的民族資本家，最終的性格命運，完全是時代性格命運必然的產物。反之，吳蓀甫的悲劇自然也就成了整個民族工業悲劇終局的拷貝。這也是茅盾要通過吳蓀甫這個人物說明的，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的民族工業沒有發展之路，資本主義的門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永遠是關閉的。
茅盾最擅長刻畫那些在時代激流浪花裏弄潮的新女性的心理、性格及命運，他作品中的這一形象係列，幾乎是中國現代文學人物畫廊中最具風采神韻的一組女性群雕。但他\"所著力描寫的，卻隻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又一同型。\"茅盾更偏愛後者，《蝕》裏的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虹》裏的梅行素，《子夜》裏的張素素、林佩瑤，《腐蝕》裏的趙惠明，她們敢愛敢恨，敢欲敢求，個性張揚、判逆，有著激越蓬勃的生命力。她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倫理準則，已完全是對傳統價值評判標準的反動。茅盾是想暗示，這種西方型的女性人物性格行為特性所導致的悲劇性結局，是根深蒂固的東方文化的巨大衝突所帶來的。說到底，這是文化的價值決定人的性格、信仰及行為。也許正是基於此，茅盾在寫《霜葉紅似二月花》時，又讓女主人公張婉卿的個性行為特征，回歸到東方女性傳統的價值評判標準上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茅盾筆下精微細致，風姿綽約的女性形象，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演繹出女性心靈曆程的變遷。
優秀的寫實主義小說家，須把人物的豐滿血肉和神經，附著生長在和諧健全的骨架上。這骨架，即小說結構的好壞成敗，直接關係到小說藝術的審美。
茅盾是講究小說結構藝術的大師，他的小說呈現一種蛛網狀的複式結構，把眾多的人物，複雜的情節，紛繁交錯的線索，全都有機地粘合在各個結點上。人物的性格命運便由這一個個密集分布的結點展開，絲絲入扣，嚴謹完整。漂亮的結構，豐滿的人物，是藝術的靈與肉，自然會成就寫實主義的傑作。像朱自清評價《林家鋪子》，\"寫一個小鎮上一家洋廣貨店的故事，層層剖剝，不漏一點兒，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嚴密的分析'，私意認為這是他最佳之作\"。\"真能表現時代的，隻有茅盾的《蝕》和《子夜》。\"
茅盾的很多作品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經得起反複閱讀和咀嚼的經典性名作。雖然他所表現的時代性已不適宜今天，但從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性的東西，卻是超越時代性的，是永恒的。想一想，大師級的作家不都是這樣嗎？正國為此，茅盾的文學史地位有誰可以替代嗎？當然，任何人都有話語的權利，包括給作家按個人好惡排位論序。但若以個人話語權去壟斷大眾話語的權利，結局將是悲劇性的。政治上我們吃這樣的虧可謂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