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英國曆史學家卡萊爾說：“記述曆史的才能，可以說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它是我們的主要稟賦；在某種意義上，人人都是曆史學家。哪一種記憶不是寫滿了編年史，……大多數人的說話都是記述，而不是為了表達思想——它確乎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是為了表現他們的見聞經曆；這種經曆，如果他們健談，就會是一個沒有窮盡的話題。如果離開敘述，交談的溪流，即便在最聰明的人中間也會幹涸，變成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間就會完全枯竭。”
關於老舍是否曾經差點獲得諾貝爾獎，正是這樣一個人們“健談”了20多年的話題。這個話題，無疑是經“口述”而來，並已由“口述”寫入了“正史”。先看下麵這段文字：
“1966年8月24日這張日曆，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沉重的。隨著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來越被人們掂出來。不僅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之死在國內嚴密封鎖消息，甚至焚屍揚灰的情況下，卻引發了國際性的悼念熱潮；而且今天我們才知道：就在老舍憤而跳入北京德勝門西邊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國外在對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正準備授予他一項威望很高的國際性的文學獎，隻是在最後核實被授獎人是否健在時，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於是，這項文學獎授給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樣傑出的亞洲作家了。而這項國際性的文學獎的榮譽，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學家們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於1988年的《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一書，在《氣節和風骨：一種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節論及老舍之死時開篇的一段話，曆史敘述顯得確鑿無疑。裏邊提及的那項沒有點名的“國際性的文學獎”，不言自明指的是諾貝爾文學獎。
類似的文字，遠不止這一篇。至少我還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專家關紀新，在他2003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評傳》裏，也有一段十分明確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間，世界憂心如焚地關切著中國，也關切著老舍。諾貝爾獎的評獎委員們曾經動議，要向老舍頒發他們的文學大獎，結果是經過了一番艱難的核實證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後，不得不撤消了該獎，這項全球矚目的獎勵，從來隻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曆史敘述”存在一個極大的無法解釋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川端康成獲獎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絕沒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給老舍的諾獎給川端康成保留兩年。第二，1968年授給川端康成的諾獎，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老舍差點獲諾獎，是真實的曆史，還是口述的傳說，像“老舍之死”一樣，至今仍是個謎。當然，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研究“口述史”再好不過的範例。
諾獎與中國作家一直是媒體熱衷炒作的話題，“誰誰被某某推薦為候選人了，”“誰誰有可能今年問鼎了，”“誰誰早就該獲獎了，”“不要把諾獎當回事，”“那隻是幾個不懂中文的瑞典老頭子私下攢出來的，”“諾獎有強烈的政治傾向，”等等，總是不絕於報端。有許多中國作家不管出於何種心理，骨子裏都有一種濃重的諾獎情結。這當然無可厚非，也無可贅言。不過，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與諾獎的情緣是曆史上確曾實有其事，還是口述曆史下子虛烏有的以訛傳訛？
為寫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濟和老舍之子舒乙進行了核實，他們都清晰地記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會會長藤井榮三郎，曾於1978年受該會的委派，專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報：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諾獎從瑞典載譽回到日本以後，受到盛大的歡迎。據參加慶典活動的瑞典駐日本大使披露，當年的諾獎原是要授予中國的文豪老舍，後經查此人已經去世。而諾獎隻授予在世的人，於是授給了川端康成。這個說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點獲獎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時，舒乙還向我講述了另一個並非題外的細節：梁實秋去世後不久，他的遺孀韓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當時舒乙在常梁夫人當時說，梁實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後，讓她到北京，隻轉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話，即在梁的眼裏，中國的現代作家中隻有一個人有資格獲得諾獎，那個人就是老舍。
可見，關於老舍差點獲諾獎並非空穴來風。對於這個說法的詳情，曾有不止一家報紙引述舒乙的話作過報道。此僅舉一家報載原文：
“舒乙說，中國作為文學大國，始終沒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見以外，還因為中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著技術上的難題。而老舍當時在中國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譯介最多的，連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程序也很複雜，先是由國際著名學者進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幾百人，然後層層篩選，最後剩下5位候選人，再由評選委員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文革’高峰。各國謠傳老舍已經去世，瑞典就派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下落，又發動其它國家進行聯合調查，中國官方當時對此沒有答複（編者注：老舍死於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麵斷定老舍已經去世。由於諾貝爾獎一般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決定在剩下的4個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給一個東方人。結果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為烏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後介紹說，這個悲哀的事實是在當年慶祝川端康成獲獎宴會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來的。舒乙同時列舉出兩個證人：一個是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讚。另一個是已故作家蕭乾的夫人文潔若。蕭乾夫婦曾經到過瑞典，證實過此事，文潔若將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此有所記錄。”
有意思的是，這家報紙在向文潔若求證以後，發表了題為《文潔若對老舍曾獲諾貝爾獎不予證實》的報道，原文是：“前幾天舒乙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老舍先生獲得了196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但因為他已過世所以獎就給了川端康成，他說文潔若了解情況。當記者向文潔若求證時，她說：‘這件事是挪威人伊麗莎白·艾笛和蕭乾談話時透露的，後來我告訴了老舍的家人。不過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說要給獎，沈從文不也是這樣嗎？要說真想頒獎，為什麼不給還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潔若確曾寫過文章記述此事。她在文中寫到：1980年，挪威漢學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蕭乾的小說《夢之穀》，開始與蕭乾通信。1981年秋，為了研究“易卜生與中國”，專程訪華，到當時還在天壇南門附近居住的蕭乾家拜訪。“記得她是用英文這麼說的：‘那一年，本來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確實已於八月間去世，而按照規定，諾貝爾文學獎是隻頒給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而且，文潔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將此事告訴了當時與她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且辦公室與她“隻隔一個門”的舒濟，還“給她寫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書麵材料。”
另外，文潔若推斷，“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得悉老舍的死訊。當艾笛女士向蕭乾透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那番話時，我認為她所說‘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我想，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與川端康成獲獎的“那一年”混為一談的始作俑者之一。[筆者按：此文還用日文發表在2001年8月號的日文版《人民中國》上。]
最有意思的是，發表文潔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號香港《明報月刊》，在文尾特別加了一個“編按”：“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係講師陳邁平及本刊駐瑞典特約記者傅正明曾致電文中所提到的關鍵人物挪威漢學家艾笛女士求證。艾笛女士回複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潔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
就這樣，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幾乎所有“口述史”的當事人都矢口否認自己如此“口述過”，甚至使曾經如此“口述過”的人都有了編故事之嫌。
為寫此文，我專門發電子郵件，請日本友人岡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榮三郎求證。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給岡田女士寫了回信。熱心腸的岡田女士收到信以後，便用國際特快郵寄給我。我又請同事李家平先生將此日文信翻譯成中文，終於見到了這位極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證詞”。為保持信的原貌，特摘引如下（信中劃著重線部分，為藤井先生所加。）：
岡田祥子先生
於您所詢問的事情，我向您說說我的記憶，要把事情的時間性搞清楚，還得參照我的經曆來講。
從《日本文藝雜誌》上見到原本考慮授予老舍的諾貝爾文學獎可惜又失去的消息，並把這些告訴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確實是我。當時他們聽了也感到吃驚，我想這些您也許不清楚。可是，時間上並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訪問北京的時候。拜訪舒家，是在滯留北京的那幾日，……在同（舒乙、胡絜青）兩位暢談中，我記得向他們說起，“日本文藝雜誌載，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談到，川端康成獲獎後，他從瑞典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裏得知，原本獲獎者是考慮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為文革，對中國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經去世，於是該獎授予了川端。這個筆會的人說，川端先生是非常傑出的作家，但作為人道主義的受獎者來說，還是老舍先生更為合適。”
不記得我向舒乙先生說過（諾獎）篩選獲獎者的經過，因為那雜誌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麵，有沒有記述方麵的詳細說明，我全然沒有印象。
在當時的幾種雜誌裏，我隻選刊登創作和評論的買來看。主要是《文學界》、《新潮》、《群像》、《文藝春秋》四種。在我的記憶裏，《文學界》曾把幾個人的隨筆、回憶性短文集中發表在一個類似輕鬆沙龍的欄目裏邊。記得執筆者中有崛田善衛，也許還有其他人。總之，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記錄，便將這本雜誌藏入書齋。這篇文章刊於哪年哪個月號，此外，雜誌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記憶的《文學界》，已不是很清楚了。當時我手頭有事，且認為什麼時候要看，隨時找出來就可以了，於是一直沒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時間可以確定，記得這篇文章，是刊登在雜誌的11月號或12月號，也許還要再稍晚一點。總之沒有把雜誌名稱、刊行月號和作者名字記錄下來，是個大失誤。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會麵數年後，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聽雜誌名和作者名。本當把雜誌郵寄過去，可是怎麼也找不到了。那時我的書齋曾做過一次大掃除，清理過一些沒用的雜誌，也許當時就把那本雜誌錯誤地歸入無用的書籍和雜誌當中了。但是，不管怎樣，關於老舍和諾貝爾獎的文章曾刊載於《文藝雜誌》上，這件事情是不會錯的。說實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連忙跑到中之島圖書館，查找川端先生獲獎後一年以內出版的雜誌，在《文學界》等雜誌的目錄中，尋找可能的文藝消息、短篇隨筆，可是我無法確認是哪個人。以上，隻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確切的答複，實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寫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覺言有未盡，特意又補上一段“附記”：
我向舒乙先生說“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會大家都知道。”，當然不是在1981年我們初次見麵時說的，應是兩年後在名古屋老舍研究會成立（12月），我出任關西地區常任委員的時候，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這麼說的。從那以後又經過了幾年，在老舍研究會的閑聊中，也曾和幾個人提起前述那本雜誌，談過老舍和諾獎的事情。也許您知道，我是惦記著這樁事的。總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從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記憶”與舒乙的“記憶”在一些細節的“曆史敘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時間，舒乙記得他們的會麵是1978或1979年，而藤井記得是在1981年。這是次要的；二是內容，出入就更大了。關鍵有兩點，一，藤井“不記得”他向舒乙說過諾獎篩選獲獎者及“秘密投票”方麵的經過。二，藤井隻“記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從“日本文藝雜誌”看到，是“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從瑞典駐日本“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裏得知”老舍與諾獎的事，而非在慶祝川端康成獲獎的儀式上由瑞典駐日大使親口說出的。
這未免有點兒讓人“尷尬”。其實，在此之前，另一個讓“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尷尬”的人證已經浮出水麵，他就是瑞典文學院院士，擔任過某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執行主席，而且是諾獎評委裏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明報月刊》在刊登文潔若《老舍差點獲諾獎？》的同時，還刊登了馬悅然的文章《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