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中國婦女低下的教育地位時，誌摩依然不讚同西方人的說法。他認為就傳統教育而論，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使女子在很小的年齡就操持起家庭，接受家政方麵的知識教育。而且，他不無誇張地宣稱：“一位中國的農村婦女背誦詩詞歌賦，描述史實軼事，絕非希罕事。我倒想知道一位新英格蘭普通女工能否隨口背出莎士比亞或別的什麼詩人的詩句。中國的村婦總能把李太白、蘇東坡掛在嘴邊。”他想強調指出，中國從未忽視過女子教育(這當然不是事實)，那些曆史上天賦頗高的才女，蘇若蘭、蔡文姬、武則天、李清照、朱淑真，哪個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異稟，足以與名儒誌士相提並論。
徐誌摩於1928年在蘇州女子中學做過一次《關於女子》的演講，有些內容實際上是這篇論文部分觀點的延伸。為了說明西方傳統的女性觀念同樣保守，提起一百多年前英國著名小說家簡·奧斯丁時，誌摩說她的環境並不見得比“我們現代的女子強”。“她也沒有一間自己可以開關的屋子，也沒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就是近點的勃朗特三姐妹，也沒有過什麼安逸的生活，她們更多是靠了“卓絕的天才、蓬勃的熱情與超越的想象，逼著她們不得不寫”，要不她們也隻能是三個平常的鄉間女子，“站在霧台上望望野景，在霧茫茫的天邊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們無顏色無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經驗”。
誌摩自然對現代女子的教育更感興趣，隻有這時，他才沒了盲目的民族自尊，不得不承認，是19世紀初的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最先在中國鼓吹婦女教育，並隨著西方宗教、貿易、知識、文明思想的深入傳播，中國女子學校的數量不斷增加。誌摩用了一些民國教育部公布的數字來說明女子教育越來越普及，而且從晚清到民國初年，政府開始向海外派女留學生，再後來，又出現了男女同校教育這一新事物，反映出社會和時代的進步。
斯賓塞說，要探討婦女的經濟地位，得特別關注國家的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大多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現代工業不發達和經濟模式基本停留在家庭內部或手工製作階段的地區，婦女的工作主要限定在家務上。隻要經濟生活停滯不變，兩性職能的分野就不會受到影響。對中國婦女僵硬的家庭生活感到愕然的人們，想起了工業革命到來前的英國婦女和殖民地時代的美國婦女，那時，家庭體製是形成經濟社會的基矗徐誌摩引用沃拉斯頓的觀點為婦女家政辯護，並高度評價了婦女的神聖責任。中國女子從一開始就接受一種做賢妻良母的實用教育，經濟上完全依屬家庭。現代女權主義者極力宣揚的經濟獨立理想，絕少影響到生長在孔教傳統和迷信環境下的中國婦女，壓製了她們的主動性及個性。可徐誌摩特別指出，家庭是婦女的王國，不僅在中國，在別的哪個地方都一樣，婦女是家庭的統治者，她們持家理財，控製花銷，精於烹飪，洗衣做飯，幾乎無一例外。鄉下婦女除了這些，還得幹農活，閑下來，便湧入城市，當保姆、奶媽或女傭。徐誌摩真的感到中國婦女確實不幸，要持家、勞作，卻很少得到有報酬的職業。慶幸的是，隨著西方文明的引進，中國婦女第一次模糊感覺到自身的價值和獨立性，並正在贏得生活。她們開始接受現代教育，參加集體活動，不再囿於自家的小圍牆，還正把身心和靈魂注入到事業中去。
徐誌摩在談到中國婦女的經濟地位時，用了最大的篇幅，這也說明經濟地位是衡量婦女整個社會地位的關鍵。女工的出現標誌著婦女經濟地位開始獲得認可，表明中國的工業革命時代有了發展。不過，徐誌摩顯然誇大了女工所受的文明待遇，他以當時遠東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為例，通過具體數字說明中國婦女享受了工廠體製下的優酬厚遇，難免使人懷疑。
徐誌摩從傳統地位、教育地位和經濟地位三個方麵論述中國的婦女地位以後，沒忘了關注那些境遇悲慘的女性，可他對傳教士作家的反駁實在缺乏說服力。他說：“讓我們看看這些天才的傳教士作家是如何誇大事實的：‘一個女嬰皺起眉頭，她鄙視、厭惡男人，繈褓說不定會成了屍衣，因為中國溺殺女嬰太司空見慣了。父親會把她扔進孩兒塔，鷹鷲便來啄食嫩肉。她還可能水葬在鄰近的河中，或活埋在陰濕的泥漿或出生的那間肮髒的小屋’。另一位著名傳教士作家寫得更有聲有色，他說曾親眼見到許多殘忍的父母把女嬰扔進垃圾堆，或扔給貪婪的家犬。”誌摩把這看成一種可恥的誣蔑。另一方麵，他又不否認確有類似情況存在，但他非得聲明，這類喪失理智的行為在歐美同樣屢見不鮮，而且要依法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