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徐誌摩還談到“賣孩子”絕非想象中那麼可怕，這一由貧窮造成的習俗，某種程度上倒改善了窮家女的處境。最後一點，誌摩提到“中國不會不受遍及全球的社會邪惡——賣淫的影響，許多純潔的靈魂墮落為犧牲品”。金錢無疑是產生這一邪惡的最直接原因，不要說當時，即便今天，賣淫現象也是相當普遍，政府屢禁不止。誌摩在文中寫到，“普通的無依無靠的年輕女人往往不得不在乞討、賣淫和自殺這三者間作出選擇”。隨著社會體製的打破，有組織的賣淫正在每個大的商業中心興起，而且，“當一個民族幾乎完全被經濟傳統製導時，沒有什麼法定的道德指令能阻止這種趨勢”。誌摩以為要解除這一影響社會道德完整的罪惡，“沒有比教育和工作更有效的了……中國必須在全社會發展工業，使那些貧困和文盲階層的婦女得到一種誠實的生活”。
徐誌摩在論文結尾處，稍稍提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婦女在社會事務中取得地位的絕好範例，他引用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會主席的演講辭說：“形勢很嚴峻，有人把恥辱強加給愚昧的政府。姐妹們，我要說，中國最愚昧的是我們婦女。我們先纏起了足，思想被束縛，接著淪為丈夫的奴隸。今天，我們正通過婦女聯合會和學生會把自身從傳統古老的桎梏中解脫出來。”誌摩從這裏聽到了中國婦女覺醒的聲音，她們不再與世隔絕，而是努力盡自己對社會的責任、義務。
讀徐誌摩的這篇論文，自然不該忽視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戊戌維新運動期間，維新誌士、革命黨人，傳播新文化思潮，倡導文明新風。在清末民初產生很大社會影響的，正是關於女權問題的提出，維新人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主張女子要擺脫封建束縛的壓製，跟男子一樣對國家和社會負責任。在這種情形下，許多省成立了戒纏足會、天足會、放足會等，明達誌士後又提出破除婚俗，興辦女學。愛國的誌摩飄泊異域，當然希望把中國的婦女解放弘揚傳播開去，讓世界了解一百多年來中國婦女自強的努力，證明女性隻要有同等的機會無論哪樣事情都不一定不如男性。“人類的前途展開了一個偉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後文化的發展是兩性共同的企業，不再是以前似的單性的活動”。由此看來，誌摩對女性未來充滿樂觀，還算個不錯的預言家呢。
徐誌摩在1925年所作《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裏，更加強了這一觀點，他看到人們對女性的根本觀念發生了改變，婦女的社會地位也有了變化，女性人格獲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而且女性在學識、事業甚至創作藝術界裏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她們充分證明了其在智力活動中的能耐，“跟著這智力的增加與靈性的擴大，她們原先在不平等甚至野蠻的社會狀況底下養成的習慣性情，也當然經受了極大的變化”。
誌摩在那篇《關於女子》中，稱對女子問題“沒有什麼解決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隻是我的意識的流動……是我自己的意識的一個片段”。《論中國婦女的地位》實際上也是他“意識的一個片段”，文學性不大談得上，說理稍牽強。但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對研究徐誌摩的女權思想和了解當時女界的社會狀況，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事實上，這篇論文在哥大圖書館沉睡了七十二年而終於麵世本身，就夠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