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這就讓人感到格外可親。除此，作者還用不少筆墨，寫到葉聖陶的天真，他竟像小孩子一樣，是個“離不開家的人”。他處世淡泊，“我”弄丟了他的稿子，他隻是“略露惋惜的顏色”，“由他去末哉１郵寄文稿，“照例用平信寄”。但對待寫作，卻是那麼的勤奮，不苟一絲。
這就是作者白描的葉聖陶的風貌了，但就這樣一個人，在大環境的改變下，三年時光，他的心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會了吹笛”，“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昆曲了”。他不會抽什麼“上等的紙煙”，也不曾住過什麼“小小別墅”。作者仿佛是借寫葉聖陶的心態方式在說明，文人身處濁世，有苦悶，有彷徨，卻不能喪失掉自我的精神操守，要像屈原那樣，“蘇世獨立，橫而不流”。這當然是本文的潛台詞。
《給亡婦》是篇真摯感人的悼念亡妻武鍾謙的書信體散文，它追述了亡妻無私的母愛和夫妻至情，在刻骨銘心的記憶裏，也深埋下一份歉疚和悔恨。他與妻子在結婚的十二年裏，相濡以沫，感情篤深，共生育了六個子女。他曾在一首悼亡詩裏寫下這樣的詩句：“相從十餘載，耿耿一心存”。
亡妻無疑是活到現代還依然保有中國傳統賢妻良母甚至“三從四德”意味的典範，孩子和丈夫就平分了她的世界，以至“我”“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七八年的時間，連續“喂乳”了四個孩子。“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為止。”對孩子，“隻拚命的愛去”，對丈夫，“別說怨我，就是怨命也沒有過。”
中國的傳統婦女就是為丈夫和孩子活著，單單不為自己活。有多少像亡婦一樣“自小嬌生慣養”的女子，一旦做起主婦，照例是“什麼都得幹一兩手”，做飯，洗衣服，還要不停地“坐月子”。遇到兵荒或逃難，往往“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身心俱疲，不堪重累，病疾而終時，換來男人一句“我如何對得起你１像這樣至情至性至愛的好男人，在中國也屬鳳毛麟角了。
我們常說的夫妻之間的心心相印，其實在男權社會下，還是帶有極強的單項性。比如文中說，“不過我也隻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隻和你一個人說，因為世界上隻有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為我吃苦，更為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著的。”試想，從古至今，男人對女人照著這段話反過來做的能有幾人？！除了肉體，男人能把信任給女人，似乎就是對女人價值的最大認可了。而女人給予男人的，除了她們的青春、肉體以外，更是她們整個的同情、精神和生命。
與其說作者是在檢討自己，毋寧說他是在解剖整個具有封建男權思想的中國男人，這使得本文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男人“悔過書”的性質。其實，把文中的“我”換成中國男人，就足以讀出傳統中國婦女的大悲哀：“我脾氣不大好，遷怒的事有的是。那些時候，你往往抽噎著流眼淚，從不回嘴，也不號啕。”這是多麼恪守婦道的女人啊！
作者的解剖不可謂不精微，仔細分析，從中亦可看出男人和女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差異：男人“最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侍侯病的人。”“你常生病，卻總不開口，掙紮著起來；一來怕攪我，二來怕沒人做你那份兒事。”女人往往對男人和孩子奉獻的是純潔無私和至死不渝的愛，男人卻為女人活得獨獨沒有自己，溫存賢惠，苦而無怨，心安理得。對比來看，女人是那麼的博大、無私、任勞任怨，生命力頑強；男人卻常常自私、狹隘、自怨自艾，生命感脆弱。
最後一句“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吧，你。”真該成為對所有做母親和妻子的女人的祈禱，祝福她們在睡夢裏不再操心丈夫和孩子，在生活中真的活出自己來。麵對女人，中國男人不知是否都有像朱先生一般懺悔的心？
傳統中國人的鄉土情結很重，習慣將原籍稱為故鄉老家，不管他是否在那裏出生，也不管他的精神血脈是否和它有聯係。就像作者，“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裏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隻去過兩回，每回隻住了一天；而我家裏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他能算是紹興人嗎？這個疑問，讀者自己就會解答。
作者六歲那年，全家搬到揚州。讀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到18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並於同年冬天完婚，“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但他病故的祖父母都葬在了揚州，揚州有了祖塋，後來相繼病故的父母、妻、女，也都葬在祖塋裏。可這隻是使揚州成為故鄉的外在理由。
《我是揚州人》這篇散文揮灑自如，不滯不澀，似與摯友推誠相與，易見衷曲，親切、質樸。透過他平淡自然、不事雕琢的行文風格，連作者本人忠厚裏的那股執拗脾性都毫無遮掩地顯露出來：起先，要做“世界人”的想法，使他嫌棄國籍的“狹斜，“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覺得大學裏的同鄉會也最沒有意思。其次，“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後來他認識到，這樣的“地方氣”，“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
作者的執拗表現在，倒是揚州人的自卑心理反而使他要做一個揚州人，“對於揚州的確漸漸親熱起來了”。他不為揚州人護短，分析起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毋寧是像魯迅在剖析阿Q身上體現出的國民劣根性：當時上海的海派文化可以說是強勢文化，於是便有剛學會幾句“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的揚州人，不願再做受欺負和被人瞧不起的“江北佬”，而到處去冒充上海人。可揚州人在本地又是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北的人為“侉子”，笑鎮江人說話土氣，南京人說話大舌頭。這已經是貨真價實的“阿Q”們了。這裏看似即興的議論，卻閃爍出筆鋒的異常犀利。
作者坦然把自己稱為“江北佬”，他認為“上海人太狡猾了”，才不稀罕去做個上海人。當然，把揚州作為故鄉最最重要的理由是，這裏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他並沒有否認自己有濃鬱的鄉土情結，但這份對鄉土的無限眷戀，不是來自沒有精神牽掛的紹興，而是來自揚州的童年記憶。那“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種種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提起來一點一滴都是親熱的。”因為“兒時的一切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兒度過童年，就算那兒是故鄉。”何況他的家又是“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所以，不論揚州“好也罷，歹也罷”，他都驕傲地稱自己是揚州人。
作者晚年的文章，也許跟時代和政治環境以及年齡的變故有關，抒情、敘事的明顯少了，議論的多了。光以“論”開頭的文章，就在一打以上，且寫來頗有見識與風骨。
若《論氣節》這樣的文章出自一個沒有氣節操守的人之手，文章先失了“氣”不說，“節”也一定是守不住的了。舊式文人，是文如其人，也人如其文的。作者亦不例外。他的“論氣節”當然也是有感而發。他注重知識分子，即“士”的獨立人格。開篇就講，氣節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繼而他引《左傳》的話，解釋“氣”和“節”原有著怎樣“各自獨立的意念”。然後以東漢末年的“黨禍”為例來說明，“在專製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
“節”又有“忠節”和“高節”，但“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所以，“氣”是動的，是“浩然正氣”和“正義感”的精神濃縮，是現實的行動的蘊蓄。而“節”是靜的，是知識分子道德操守的底線，若脫離了“氣”，“節”就成了死的，“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
五四是個分水嶺。共和以來，“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個時候，開始以區別於傳統“士人”即“讀書人”，獨立登上曆史舞台的現代知識分子，在“氣重於節”地“打倒種種傳統”，發揮“敢作敢為一股氣”之後，又變得“節重於氣”，“隻能保守著自己”了。這裏已經表露出作者深沉的思考和冷靜的分析，那就是知識分子不要再做遊離於現實之外的“清高之士”、“隱逸之士”，而要做不光有“節”，更要有“氣”的鬥士，真正形成一支獨立而強大的社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