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是寫信的快手，而且有內容，僅我在與林先生交往的幾年間，除去差不多每次她打給我的不短於半個小時的電話以外，就接到過她幾十封的信。她以祖母般的愛心，給我這個文學晚輩鼓勵與嗬護。我每寫信給她，她都很快回複。我信裏筆頭采訪她，她逐一解答，那就是後來的《生活者林海音》。我跟她說，我要寫小說，她說她相信我一定寫得好。我寄給她我翻譯的淩叔華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她這位當年的“淩迷”很快就把讀《古韻》的隨感寫進了她的讀書專欄《我的床頭書》。
受林海音“恩惠”，由“聯副”起步走上文壇的的確不乏其人，而且，每每回憶起來，大家全都特別留戀懷念那令人難忘的歲月。作家鍾肇政說，對於像他這樣受日文教育長大的部分作者而言，林海音時期的“聯副”是“一塊珍貴而親切的發表園地。”並“與編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書信往返，經常不斷。”
鄭清文的第一篇作品是經林海音手發在“聯副”上的，這對他的寫作生涯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他後來意味深長地回憶說：“當一個人的文字和思想都還沒有成熟，正在一種類似沙漠的情況中彷徨的時候，忽然有人肯定了你正在摸索的路，你便有足夠的勇氣走下去。……林女士所帶來的……至少是一陣可喜的甘霖，給失水的土地予適當的滋潤，使蘊藏在地下的種子有發芽和成長的機會。……她具有優秀編輯所應有的銳利的眼光和過人的膽識。一位優秀的編輯，不屬於任何作家個人，是屬於整個文壇的。”
林海音與許多作家的交往，特別是與鍾理和的交往，在我們這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國度裏，被視為現代“文人相重”的典範。這如果跟她是女性有關，那也許可改為“文人相輕，同性尤甚”，或“異性文人宜相重”、“異性文人才相重”？但願“文人相重”與性別無涉，並能形成一種良好的文人相交淡如水的風氣，就像林海音與鍾理和那樣。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對一向木訥的文學寫作者鍾理和來說，一定是個內心波瀾翻滾的日子。他的第一第二篇小說《蒼蠅》和《做田》透過鍾肇政由林海音接連在“聯副”發表，半年後的這一天，他提筆致信林海音：“我早就有意修書問候，但我的筆一如我本人，在生人麵前便不曉得說什麼好。……林女士對省籍文友特別幫忙，特別愛護，是我們省籍文友之萬幸，我們每以此感奮，並引以為榮。我們這批文友本粒粒幼芽，倘無人特別照顧，則其難立足於今日乃極自然之事。”
鍾理和一生著作當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副”上發表的。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林海音連夜趕寫出《悼鍾理和先生》一文。一個月內，她在“聯副”又發表了他的遺作《雨》，並寫了《同情在人間——為〈雨〉告讀者》的報告。不久之後，林海音還籌資替鍾理和出版了他在台灣最早的兩部單行本《雨》和《笠山農撤。鍾理和的兒子鍾鐵民後來飽含感情地回憶說：“透過‘聯副’，我發覺幾乎過著隱士般生活的父親，原來還有那麼多朋友和讀者關心他。捧著那些文章，心中雖感到溫暖安慰，卻忍不住熱淚盈眶”。
從這催人淚下的人間摯情裏，可以感受到林海音是有怎麼一顆博大而悲憫的母性胸襟。無怪乎黃春明要說：“她在文壇像一個慈母，她為寫作者改稿子，寫信鼓勵他們，也常常約大家吃飯，充滿母性的溫暖，男編輯很難做到這一點。”男編輯充滿雄性的溫暖和飯菜大概更多是給女作者們留著的。
就以黃春明為例，他是受到林海音的鼓勵才走上的寫作之路，這早已傳為佳話。提起往事，多少人仍十分感歎多虧當年有林海音慧眼識“黃”，否則今日文壇就少了一個黃春明。黃春明自己也誠懇地說，“林先生當初若不登載我的小說，以年輕人的個性，很可能從此棄筆。”
一九六一年十四歲在“聯副”發表了處女作《兒歌》的林懷民，每次投稿是否被采用，都能收到林海音的親筆回信，耐心地告訴他文章修改之處，或是退稿的原因。後來，林懷民頗有感觸地說：“現在很少有主編會花心思對待一位投稿的學生。”
在作家七等生的眼裏，“林先生性格爽朗，與她相處如沐春風，不論男女和她交往都非常怡然。”可七等生先生又說，“如果她生而為男人，將比她現在的成就為大，但因為她是個天生的女性，卻能贏得普遍的敬仰和愛慕。”生而為男人的她，還能是那個寫出《城南舊事》的林海音嗎？
我不怕有人攻擊我是女權主義者，相較而言，我還是覺得林文月說得好。她說林海音對於“傳統婦女”的家務，諸如掃地、抹桌、燒飯，我想還應該再加上一項懷孕生產，一樣都沒有怠慢。“卻也未因此而耽誤寫作、出版，以及其他介入社會的種種活動，正展現了她果斷幹練的才華。她不是坐而言的人，卻是起而行的生活行動者。”
女人比男人更是個生活者，倘若說作男人可以比作女人所取得的文學成就大，也隻能是因為他比她對生活付出的少。因為單就文學的成就和才華來看，我向來以為是決不能以性別論優劣的。我想七等生的頭腦裏還殘存著許多傳統的男權意識，或許仍覺得女性的文字隻能是閨閣幽怨，充其量是給霸權的男性話語補白助興。
其實，就文學的本質來說，它是感情的產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比男人更富於感情，尤其女人寫起女人也就更擅長。以現代才女作家直到林海音為例，寫得最多的是婦女題材，以致有的男批評家願意把拓展了題材的才女作品說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寫作當成一種獎賞，似乎女作家是專為寫女人而生，甚至有簡單到把女性寫女人的性及其他視為女性寫作，把女性寫男人的性及其他視為女權寫作。世上隻有人的文學，卻沒有男人的文學和女人的文學。單把女性文學挑出來示眾，倒有文學本該是男性專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學成了文學的妾。
在林海音主編《純文學月刊》期間，她與作家們廣泛而深入的交往，使她編輯起文稿來得心應手。她的約稿很容易就得到積極的回應，接到她約稿信的作家們幾乎眾口一詞地表示，“我一定要好好寫篇稿子給您１
現代人總習慣把商與奸合稱並用，即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卻獨獨林海音商而不奸，我想這隻能來源於她凝重深厚的純文學情結和高貴無私的純文學理念，純潔的文學理想與崇高的作家情懷在林海音身上，那麼完美地體現出來了。她經營純文學出版社，從不讓作者吃虧。看到好書，她首先有“不好銷，賠本兒我都出。好書應該出版１的出版家的氣度，而非出版商唯孔方兄馬首是瞻的銅臭心機。
書一旦賣好了，作者與出版社便都是贏家。彭歌先後在純文學出版社出版過《改變曆史的書》、《人生的光明麵》、《權力的滋味》、《浩劫後》等翻譯著作，他寫的許多書也是在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他後來甚至把他買的新房戲稱為從純文學出版社拿版稅掙來的“版稅屋”。說起與林海音的交往和她主持的那份事業的評價，彭歌不無感觸地說：“這出版社和月刊都像海音那個人，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櫻她做事全神投入，從選稿、編輯、設計乃至校對等細節，無不親自督理。純文學社聲譽甚高，招牌甚硬，規矩甚嚴，而處事甚公。對於作家的禮遇，應該算是最厚的。她對我的書，比我自己用心得多了”。餘光中也說：“海音無論編什麼都很出色，很有魄力，隻要把作品交給她，什麼都不用去操心。”
林海音的家，像三十年代她的同宗，且名字隻有一字之差的林徽音在北平的“太太的客廳”一樣，也是一處文壇沙龍。這裏集中了台灣的半個文壇，是與林海音同輩甚至隔代文友們聚會的家。林海音就是這“一家之主”。寫作的人到了夏府，如沐春風；不寫作的人，好似穿越一道光，從此變成文人，甚至也進入了文壇。餘光中在執教香港大學期間，每次回台北，“好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台灣，向文壇報了道。”潘人木更是詩意地描畫出一個“永不息燈的客廳”：“台北有一間屋子，裏麵的燈光特別溫暖，而燈光下又有兩位特別可愛的人——海音和何凡。”
三、業績
林海音在編輯出版方麵的業績是多方麵的，單以一九五七到一九五九兩年“聯副”推出並由林海音主持的“星期小說”為例，共發表了百餘篇萬字小說，幾乎將台灣的優秀小說家一網打盡，像司馬中原的《鳥羽》、朱西寧的《偶》、隱地的《榜上》、郭智化的《九層槽》等，都是一時難得的佳作。那時“聯副”發過的中長篇小說，也都很有反響，像南郭的《旗正飄飄》、孟瑤的《屋頂下》、朱子的《浸在酒裏的花朵》、敏學的《霓虹橋》、林枕客的《血債》、鍾肇政的《魯冰花》、彭歌的《藍橋怨》、鈕先銘的《聖母的畫像》、黎中天的《桃花河上的彩虹》、王藍的《妻的秘密》，以及林海音本人的《曉雲》。
林海音在注重副刊欄目的特色和多樣化的同時，也十分注意把握世界文壇的熱點動態。像1955年，法國二十來歲的少女作家沙岡，以小說《晨愁》轟動世界文壇，林海音請黃順華女士連夜翻譯出來。1958年，法國作家卡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林海音請朋友找到他的小說《來客》和《異鄉人》，譯出發表。在蘇俄作家巴斯特奈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聯副”就花篇幅介紹了他的《齊瓦格醫生》，並對他獲獎做了預測。她還請一些旅居不同國度的作家、學者，專門介紹當地最新的文壇資訊和作家作品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