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有心和用心的編輯，不能光等作者送貨上門，得像淘換古董的收藏家，不辭辛苦地走街串巷，在發掘中獲得意外之喜。那便是做編輯的大得意，大快樂。
林海音主編“聯副”時期的作家專欄也是倍受注目和為人稱道的，諸如成舍我以“一戈”筆名寫的《待廬談報》、穀懷的《傻人筆記》、蘇雪林的《青島回憶》、易金的《幕前冷語》、張秀亞的《一枝短笛》、於梨華的《留美雜記》，都擁有廣大的讀者。尤其林海音的另一半何凡每周刊出三四篇的《玻璃墊上》，更成了讀者的最愛，以至許多人每天早晨打開《聯合報》，頭一件事就是看《玻璃墊上》談了什麼問題。因為它的視角幾乎關注到社會、生活、文化、人生的各個層麵，而且犀利，有鋒芒，富於真知灼見。《玻璃墊上》還幾乎創下一項台灣作家專欄寫作的紀錄，它從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四年七月，時間跨度長大三十一年。林海音自己形容何凡，“他每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埋首書報堆中，像一隻白蟻那樣地辛勤蛀蝕，然後像蠶一樣地吐出絲來。”
林海音主編“聯副”的另一大業績是發現和扶持了許多台灣本省籍的作家。因為“從一九五零年代到一九六零年代的十年間，台灣文學完全由來自大陸的作家所控製，台灣作家的作品既少水準又不高。……來台的第一代作家包辦了作家、讀者及評論，在出版界樹立了清一色的需給體製，不容外人插進。”（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八十六。）
李麗玲在她的碩士論文中寫到：“真正接納較多台籍小說家作品的，則為林海音，她是五十年代與台籍小說家關係最密切、最具影響力的重要編輯。”而“聯副”正是這些本土作家的“主要發表場域”。像鍾理和、鍾肇政、施翠峰、廖清秀、陳火泉、文心、林鍾壟鄭煥、莊妻、張良澤等人，哪個不是從林海音時期的“聯副”起步的。到後來，他們還送給林海音一個雅號叫“台灣文學之寶”。林海音也十分感激這些本省作者的支持，她說：“他們的作品大量湧進，使我之主編者形象上更進一步，每天都有充滿了鄉土色彩的好作品刊登出來。可以說聯合報副刊的麵目之所以與眾不同，正是他們給我主編的光彩”。
林海音真是能者多勞，她在主編“聯副”期間，還兼差了個副業。她與何凡、陳立峰三人，從一九五七年起合編了四年的《文星》雜誌，並負責其中的文藝編輯。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林海音激活了許多台灣本土作家的創作欲望和創作激情，既是他們的催生婆，又是嗬護他們茁長的文學保姆。但就當時而論，“聯副”遠談不上是台灣的第一大報紙副刊。像《中央日報》、《新生報》、《公論報》、《民族晚報》、《中華日報》等五家報紙副刊，發行量和讀者群都在“聯副”之上。而且，那五家副刊的主編齊刷刷的全是男性。然而，倘若就此把隻有林海音率先向本土作者投去“解嚴”的曙光，歸因於她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和惟一的台籍副刊主編，似乎太表麵化了。我想，更重要的是與她不甘因循守舊，肯於開拓創新的心靈性格和精神情懷密切相關。有什麼樣的襟抱成就什麼樣的事業。如果說一個人的性格即命運的話，那林海音時期的“聯副”命運也完全是由她的性格所塑造成形的。林海音如果有台籍意識，也是無意識的。她是一個胸襟開闊的女性，一個書寫大文化理念，而非小家子氣的編輯出版家。
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月刊》，是她文學編輯業績的又一大展現。光創刊號上，就有一批名家名作。像餘光中的《望鄉的牧神》、子敏的《談〈離開〉》、陳之藩的《垂柳》、黃娟的《這一代的婚約》、於梨華的《再見，大偉》、梁實秋的《舊》、金溟若的《白癡的天才》等。後來，像張曉風的《鍾》、琦君的《髻》，張秀亞的《書房的一角》、童真的《僅有的快樂時光》、吉錚的《海那邊》、李喬的《凶手》、段彩華的《酸棗坡的舊墳》、張係國的《地》等一大批作家作品，都是在《純文學月刊》上首發的。
林海音最後留給出版界和文學界的財富，是她主持純文學出版社期間出版的二百餘種“純文學叢書”。那裏的許多書已經具有了經典的意味。
四、理念
林海音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年十年，主編《聯合報》副刊；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二年五年，創辦並主編《純文學月刊》共六十二期；一九六九至一九九五年二十六年，創辦並主持純文學出版社，出書兩百餘種。林海音在編輯和出版上對台灣文壇或者說中華文化所做出的卓越業績及其深遠影響，決不是這幾組表麵幹巴的數字所能體現出來的。
楊蔚深情地回憶林海音在主編“聯副”那段時間，就如同一位高水準的裁縫，每天都在編輯台上“剪裁一些漂亮而合身的文學的衣衫，這不但使我們這些讀它的人在寒冷中不受凍，也讓我們這些寫它的人都覺得很有麵子。”小小的八批版麵的“聯副”，就是這樣代表著文學人對文學的信念。“因為它是那麼多年來，在文壇上少有的一個有靈魂、有感覺又有目標的東西。而這一切都是林海音女士的貢獻。”而“聯副”的風格，也悄然改變了台灣報紙副刊的格調。
善待作家，尊重作家的智力勞動，是一個好編輯必應具備的美德。林海音的編輯理念是，作家寫成了什麼樣子，自有他寫成那個樣子的理由。不能因為自己似乎掌握著稿件的生殺大權，便輕易按照個人的理解大動刀兵，將稿件斧砍得麵目全非。這仍是目下許多大陸文學副刊編輯所善於運用的獨家功夫。他們覺得，作者投來的稿件若不經過編輯加工，就顯不出他們的本事大。他們是一定要比原作者本事大的，結果有許多經他們篡改的內容題意與原作者的初衷相去甚遠。
在這裏，林海音和蕭乾又有可比性了。因為他們本身是作家，深知寫作的甘苦與個中三昧，所以他們都是把小說家應具有的“大同情”用到了編輯上，隻向原作者提出修改意見，從不濫用編輯權力。因為他們懂得，濫用權力是一種文學的腐敗，這種腐敗可能會殺死萌芽中的弱小生命，而這個小生命日後是可能長成參天大樹的。僅以黃春明為例，他向林海音投稿他的小說處女作《城仔落車》時，附信堅持題目中的“落”字不能刪改。後來他在投稿《兩萬年的曆史》和《借個火》時，也有這種情形。林海音都照原樣發排。黃春明說：“當時她不但刊登我的稿件，還寫信鼓勵我。我隻知道她在鼓勵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坐在編輯的坐椅上，有時如坐針氈，這些東西寄給林先生像丟給她一個燙手的山芋。”
再如一九七零年林海音在《純文學月刊》上發表王拓的小說《吊人樹》也是這樣。她不光接納了這篇因政治敏感而屢遭退稿的小說，還寫信並將校樣寄給他，由他本人校定。王拓充滿感激地致信說：“您這樣大方地接受我的稿件，和給我寫信，對我這個初學習寫作的人，實在是一種非常有力的刺激和鼓勵，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表達我的謝意。”
她的文學編輯理念還表現在她注重刊物的形式，這同樣產生了影響，像鍾鐵民說的，是“海音女士創造了《純文學》雜誌的風格，當年台灣是她首先采取二十五開形式的雜誌，並使它成為高水準的刊物。”
但純文學的理念無法抵禦市場的無情冷落。盡管到了後期，為了節省開支，《純文學月刊》的編務、約稿、看稿、校對、編排，甚至跑印刷廠，全由林海音一人撐起，真是心力交瘁。它還是在創辦了四年五十四期後，終因銷路不開，不敷成本，停刊。
更為悲壯和意味深長的是一九九五年初純文學出版社林海音風格的“結束”，它結束得那麼漂亮，那麼富有韻致，那麼壯懷激烈。那年她七十七歲。她沒有接受將“純文學”這金字招牌轉讓、出售的建議，沒有將庫存的圖書打折傾銷，沒有將買斷的版權讓售，而是將庫存的圖書一批批捐贈給了圖書館、學校和慈善機構，無條件地將版權送還給作者。她豪邁地表示：“我們不是倒閉，是結束。……既然是結束，就不再營業。我隻送，不賣。”多麼執著的純文學理念和情懷！
我一直感覺，無論是《純文學月刊》還是純文學出版社的落幕，都帶點感傷淒婉的味道。一塊那麼好的“純”字招牌，永遠留在了人們的記憶和想象之中。令人遺憾而無奈的是，出版界的商業運作，惟一把純文學逼上了羊腸小道。這也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不靠商業運作的純文學能生存嗎？林海音以一人之力的打拚，無異於堂吉哥德大戰風車？這樣的疑問出現在我們以文明自居的現代社會，實在顯得有些反諷。這說明我們的文化機製和文化受眾都還不夠純粹，在某種意義上，純文學的生存是以它們為依托的。曲高和寡決不是純文學的本質特征。
從某個角度說，報紙的文學副刊和文學出版業，是測量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程度和素質的晴雨表，是推動和展現文藝政策的主力。承傳五四文化傳統，以純文學理念昭示後人的林海音，是實踐純文學編輯與出版的典範。我想，她深深懂得文化也是生產力的道理。她反對文學編輯與出版的一味商業化，如果商業把一個民族化得沒有了文化，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純文學應成為一個理念，一種精神，一麵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