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是現代文學史上一個複雜而特殊的存在，他是1921年發起成立“五四”時期重要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之一，是最早表現宗教題材並在作品中洋溢出濃鬱的浪漫主義異域情調的現代作家之一，是中國梵文研究者的先驅之一。同時，他又幾乎是宗教背景最複雜的作家，他在佛教熏染下成長，受基督教的高等教育，對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也頗有獨見的研究。這就難怪他能把“基督教的愛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緒”，“毫不牽強”地“調和”在他的作品裏。
而作為學者，向以科學的態度詳加考據見長，他對於宗教比較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史學等，廣泛涉獵，且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不僅懂英法德日等多國文字，還通曉希臘文、梵文，編有梵文字典。任繼愈認為：“中國文化人有一個好傳統，是文史哲互相交融，有成就的文學家也是思想家，有成就之史學者無不兼通文藝。”許地山繼承了這一傳統，他是史學家、社會學家、宗教學家，同時又是文學家。
他最初是以小說步入文壇的，第一篇小說《命命鳥》，即出手不凡。茅盾認為其是浪漫主義色彩最濃的一篇，書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以對宗教的虔誠和對死後能進入樂園的自由快樂的篤信作為反抗現實的手段，也就是在“浪漫的風度裏”有著“寫實的骨骼。”其後更以《商人婦》、《換巢鸞鳳》、《綴網勞珠》蜚聲文壇。後期，則以《春桃》凸顯出“人生派”寫實主義小說的魅力。以他小說的收尾之作《鐵魚底鰓》為例，鬱達夫甚至認為“像這樣堅實細致的小說，不但是中國小說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於1940年的英美短篇小說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並的作品。”
有趣的是，許地山在為人和為文上表現出來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常令人稱奇說怪。在燕京大學就學期間，他的寢室內堆滿了書籍，並起名曰“麵壁齋”，以示專心讀書。“頭發養得長長的，大拇指上是一個挺大的白玉戒指，衣服的式樣是他自己發明的”；天天練習書寫梵文；吃窩頭不吃菜而蘸糖，被同學戲稱為“三怪”。再加上平素喜獨來獨往，一副仙風道骨的樣子，更落得一個“許真人”的綽號。待同學與他熟識了，才發現這位“怪人”不光待人和藹，且文才卓然，他知音律，能譜曲編歌，彈一手好琵琶，愛唱“粵謳”，會說好幾種方言。
除了兒童時代，許地山一生都在做學問，以致後來索性放棄了寫小說。他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作家、學者，這本《道教史》隻是他諸多學問的鑽研成果之一，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為在教學之餘編寫《道教史》，他做了大量繁複而細致的工作，可惜隻完成了上冊，後便因投入抗戰，勞累過度，猝然死於心髒疾患。他的死在當時看來，“乃是抗日救國運動的一個大損失，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大損失１
許地山在《道教史》序言講明，書分上下，“上編述道家極預備道教的種種法術，下編述道教發展中教相與教理。”《道教史》出版以前，許地山即已在《燕京學報》相繼發表過四篇道教論文：《道家思想與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際論》、《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附：如實論反質難品）和《大中磬刻文時代管見》。這次此書新版，特把《道家思想與道教》作為附錄收入，因為《道教史》即是在此論文的基礎上拓展而成，並博取了時人的研究。
單就道教研究而論，許地山還寫有《扶箕迷信的研究》一書和為著《道教史》而編的工具書《道藏子目通檢》，寫成二三萬張卡片。另留下六部遺稿：《道教史稿》、《雲笈七簽》、《道教辭典》、《道教編年》，以及要為《道藏子目通檢》寫的序文《道書源流考》和在燕京大學講《道教史》時所編的道教史講義。
對於許地山的佛道研究，曾於“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的陳寅恪，在許地山去世以後論及他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時評價說，“關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複談此事矣。”也正由此，許地山在《道教史》序言中所謂“全書創見極少，成見也無，”當屬謙辭。
但他在那本充滿了佛禪靈悟的散文小品集《空山靈雨》的弁言中所說，卻不免令人唏噓：“生本不樂，能夠使人覺得稍微安適的，隻有躺在床上那幾個小時，但要在那短促的時間中希冀極樂，也是不可能的事。自入世以來，屢遭變故，四方流離，未嚐寬懷就枕。”
“變故”與“流離”最是治學之大忌，文人若常能“寬懷就枕”，方可能有學問之大成，古今中外同理。果真如此，也就不會有許地山尚不及五十歲的華年早逝。《道教史》下篇自然順理成章。這樣看來，鬱達夫在1941年於悼念許地山大會上焦慮提出的口號並未過時。他“要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後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烏來得實際。”其實，豈隻是文人學者，這何嚐不是人類所麵臨的生存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