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落在詩人身上，往往比落在常人身上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好像他的死亡本身正是他詩的延續，或說是用詩的形式為他的物理生命化了個句號。他的藝術生命，卻往往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死，而又憑添了詩韻。無論是死於決鬥場的普希金，因飛機失事“吻火”而亡的徐誌摩，還是把頭枕在冰涼鐵軌上的海子，大抵如此。但好像從沒有一個詩人像顧城那樣，他的“詩人之死”竟帶有了“罪與罰”的宿命意味。
他的詩。
一個大眼睛的男孩子，十歲時讀了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的《昆蟲的故事》，開始天真地思考人的命運。昆蟲世界告訴他，每個細小的生命都有它們的生活。漸漸地，他發現可以聽到天地間萬物變化和生長的聲音了，而且，那也正是自己生命變化和生長的聲音。這是同一種聲音。最早使他感到詩的是雨滴。“在雨滴中閃現的世界，比我們懶以生存的世界，更純、更美。”在自然裏，他“感到了無數生命和非生命的曆史。”但把這種感覺寫成詩是那麼難！偉大的自然之美的震懾，竟使他身體裏“充滿了一種微妙的戰栗”。他多想記下那一切，“那雲上火焰一樣搖動的光輝”。笨拙中，他用樹枝在河灘上寫詩，寫《生命幻想曲》，寫《我讚美世界》，浮現出印象和超現實的色彩。“我在自然中間聽到一種秘密的聲音，這種聲音在我的生命裏變成了詩。”
在上個世紀的“朦朧詩”時代，顧城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那首寫於1979年隻有兩句話的著名詩篇《一代人》，在成為顧城標簽之作的同時，成了剛從劫難中蘇醒過來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在那之後，一個青春的孩子般的詩人在新詩的星空劃過了短瞬的十年。
如果讓我選出20世紀中國的童話詩人，我覺得隻有20年代的徐誌摩和80年代的顧城夠格。在對待愛情上，他們都把它視為生命的一切意義所在。誰有了愛，誰就有了幸福。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也即是生命的失敗；他們都是任性而長不大的孩子，都有著單純的生命信仰。徐誌摩要追求的理想人生全部包容在他的“單純信仰”裏，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而顧城是沉淪在自造的幻象裏，“本真童心仍是一種很寶貴的藝術精神”。相較而言，或許顧城在氣質上更多了些“世紀末”的憂鬱和偏執。
顧城以為，“詩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來，恢複它天然的完整。”他尊崇那位和他一樣“都曾當過笨拙的木匠”的北歐寒冷世界的安徒生，“你運載著一個天國，/運載著花和夢的氣球，/所有純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童心是沒有欲望的。顧城的早期詩歌多在意向的透明裏透出童稚的諧趣，雖意向世界也是繁複的，但遠沒有後來的詩作那麼難破解。
顧城像徐誌摩一樣，也是活在夢裏的詩人。夢離現實是遠的，那正是《遠和近》的質疑。詩句是淡淡的，詩意卻是冷漠的。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在遠近之間，他寧願選擇“雲”，而不是“你”。“雲”是遠的近，“你”是近的遠。
《夢痕》是另一番“遠和近”的意向。“我看見/詩安息著/在那淡綠的枕巾上/在那升起微笑的淺草地上/發縷像無聲的瀑布……”“近”的“珊瑚般生長的城市”被黑暗的淤積“掩蓋了”。夢是“遠”的，可在夢裏，“我是魚，也是鳥/長滿了純銀的鱗和羽毛/在黃昏臨近時/把琴弦送給河岸/把蜜送給花的戀人”。
想想詩人最後的悲劇，不也是由於愛的“遠”“近”造成的。他有著“超越現實圄地的異想”，努力追求一個物外的、單純的、與世隔絕的世界。“他隻有她/自己，和微微晃動的北冰洋”。
那個遙遠的“激流島”不啻是他的“北冰洋”。他願像愛斯基摩人一樣，在“雪屋裏/燃燒著一盞/鯨魚燈”，“想人生”。那在鯨魚燈影裏晃動著的“困倦的漿”，是現實壓迫的疲憊；隻靠“自製的神”，支撐生存的信念。
於是，便有了“生存掙紮與死亡命定”。“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人們走來走去/他們圍繞著自己/像一匹匹馬/圍繞著木樁”。他用詩表明，人在這“偶爾，也有蒲公英飛舞”的世界上，活得像生命的囚徒，被那“木樁”套牢。人生的悲劇宿命在於，“被太陽曬熱的所有生命”，終將被“死亡”所收獲。
顧城的死亡意識，死亡情結是異常濃重的。當他覺得用來抗擊死亡的愛，不能“遠離即將來臨的黑夜”時，就把自己當“一穗大麥”奉獻給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