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蕭乾跟美國堂嫂背誦英文《聖經》，不光是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而且，《聖經》作為西方文明的搖籃，一個很好的純文學的範本，可以說從創作上給還給打開了一扇視窗。甚至可以說，他從九歲開始背《聖經》就是他日後成為一個作家最初的起步。今天當然可以看楚了，但他自己在那個過程中時，可能是很茫然的。這與我剛開始說的那一點，又可以接上了，就是在你剛開始麵臨一個機遇來臨的時候，你可能茫然不知所措，它對你來說是不是機遇？而隻有當你度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時候，你發現，哦，當初就是那個機遇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們應該已經有過這樣的體驗，比如說，我們坐在這兒，坐在東方大學城，能在這兒有一個麵對麵的交流，你能說不是個機遇嗎？為什麼是你坐在這兒呢？首先，我們從降生開始，生在某一個家庭，這就是你人生機遇的第一步。為什麼你的父母是現在的父母？這是最初的機遇。這個機遇是無可選擇的。其實，我們後來的很多機遇有的時候也是不可選擇的，是外在的一種東西促成的。但是，外在的那種東西一定要靠內在的一種東西去配合，把它抓祝
所以，從剛才講的老舍也好，蕭乾也好，我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一點，就是你自己的主觀努力，跟客觀的機遇一定要協調，一定要搭配。當一個客觀機遇提供給你的時候，如果你沒有充分的主觀努力做好準備，這個機遇你是抓不到的。比如說，蕭乾假如沒有九歲跟堂嫂背《聖經》打下這麼堅實的英文基礎，他不可能在同學中成為一個優秀的學生，也不可能以特別優異的成績考入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這兩所美國教會辦的學校，都是英文教育。一個出自貧民窟的孩子，如果沒有小時候受過非常好的英文教育，是不可能在這樣的學校出人頭地的。
蕭乾可以。他進了輔仁大學，跟一個愛爾蘭籍的美國神父辦《輔仁校刊》，開始把一些中國現代作家介紹給西方。後來他上了燕京大學，又跟一個到中國進行冒險的美國青年辦了一份中國簡報ChinainBrief。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一份用英文向國外介紹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的刊物。還是那句話，如果蕭乾沒有人生機遇的第一步——跟堂嫂學習英文《聖經》，後進入了教會學校、，一步又一步連環套似得接受了很好的英文教育，也就不可能有他後來的這些經曆。
在燕京大學，蕭乾學的是新聞，他特別愛聽愛德加·斯諾的新聞學課程。後者人人都知道，著有《紅星照耀中國》，是國際知名的記者。他在課堂上給蕭乾講授新聞學，使這個不安分，老想著冒險的青年，開始想去做記者。這又是一個機遇。在大學就讀時，蕭乾就認識了當時已經成名的作家沈從文和巴金。這還是機遇。沈從文當時在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他是蕭乾的第一個文學師傅，規定蕭乾每兩個星期交一篇短篇小說。他說你可以寫五篇，但隻把你覺得五篇裏最好的交來。機遇！蕭乾也很努力。試想，當你麵對這個機遇來臨的時候，整天裏晃晃蕩蕩，庸庸碌碌的，還跟人顯擺認了一個好老師，沈從文是我的老師。然後每天什麼都不幹，能成功嗎？不能。蕭乾作了沈從文的學生，非常好地完成了老師交給自己的任務——語言的修煉，結構的鋪陳，等等，已經具有“京派”後起之秀的雛形了。
於是，沈從文把蕭乾的《蠶》在1933年11月1號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發表之後，引起了一位非常漂亮的現代女作家、才女林徽因的關注。林徽因可能大家都知道，她和丈夫梁思成都是中國的建築學家，英雄紀念碑、國徽都是他們參與設計的。當時林徽因在北京的家，被北京的作家們稱為“太太客廳”。很有名的作家都跑去他們家聊天，那兒完全是一處文化沙龍。林徽因讀了《蠶》之後，感覺非常漂亮，寫得非常好，就跟沈從文說，你哪天把那個青年帶來。蕭乾那時候還是窮酸的，找出一件最漂亮的藍布大褂，跟著沈從文很拘謹地走入了“太太的客廳”，也融入了北平的文化圈子。今天談京派作家，不能不提蕭乾。蕭乾的起步是從沈從文開始，從《大公報》開始，從林徽因開始，是人生諸多的機遇湊在了一起。
他在林徽因家還認識了一個人，這又是一個特別奇妙的機遇。因為這個文化沙龍是各方麵的朋友都來，不光是文學圈的，經濟學界的，社會學界的，等等，都來。林徽因交往非常廣，蕭乾在林徽因的家裏認識了一位國民黨飛行員的太太。這位飛行員叫劉粹剛，在對日作戰保護八路軍反攻娘子關的戰鬥中，因失事而殉難。這位遺孀向蕭乾講述了劉粹剛犧牲的故事，這就是蕭乾後來那篇非常有名的特寫《劉粹剛之死》的由來。現代文學作品中可以說很少有從正麵描寫國民黨空軍協同八路軍作戰的特寫。這篇特寫的成功，依然有機遇在背後起作用。
除此之外，蕭乾作記者一個最大的機遇是什麼呢？就是遇到《大公報》的老板胡霖，非常豁達的一個老板，對年輕人非常信任，非常鼓勵，把一份工作交給了你，就放手讓你去
完成，不再束縛你的手腳。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兩個人分別是兩次大戰，兩個優秀的戰地記者。蕭乾在1939年8月31日歐洲完全籠罩在二戰濃濃硝煙中，當很多人都退掉了赴歐洲的船票，怕受到戰爭硝煙所籠罩的時候，蕭乾隻身踏上油輪，奔赴歐洲。這個機遇，他當時可能不是刻意去捕捉的。這個機遇實際上是一個伏筆，這個伏筆隻有當他人生成功了，我們來分析一個成功者成功途路的時候，發現這是個機遇。但當時他可能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件事決定了他將來可以當一個鼎鼎大名的戰地記者，並度過了自己輝煌的記者生涯。
他是怎麼去歐洲的呢？也非常巧合，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就是老舍先生教書的那個學校請他去教中文，外國人都知道他英文好。但每年的年薪非常苛刻，隻有250英鎊。蕭乾就把邀請函扔一邊了，根本沒當回事。等二戰將要爆發的時候，老板無意之中聽他的同事說起了這件事，就找蕭乾說，你不還有這麼一檔子事嗎？幹脆接受它，去英國，剩下的錢，報社給你補。你就當是報社放在那裏的一個棋子。你們看，胡霖這一步相當具有遠見卓識，戰爭爆發之後，記者再去歐洲就很難了。於是，蕭乾1939年就到了英國倫敦，然後就趕上希特勒對倫敦的轟炸。因為那時候希特勒要侵占英倫三島。
作為《大公報》的記者，蕭乾寫了非常多的描繪戰時英國情形的特寫，發回《大公報》，成為了國內的讀者了解歐洲戰場的一扇窗口。蕭乾在歐洲的特寫被後來的歐洲史家稱為是二戰期間歐洲發展史重要的見證。這個見證的得來是有非常厚重的機遇在起作用的。
到了1933年1934年，蕭乾想讀一個學位，就由英國朋友推薦進入了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對於90年代出版的《尤利西斯》大家可能還有印象，蕭乾在劍橋大學期間就開始研究《尤利西斯》，研究弗基尼亞·沃爾夫，研究意識流文學。在1944年盟軍諾曼底登陸開始之前，胡霖隨一個中國代表團來到英國，他再次憑其遠見卓識的眼光意識到盟軍馬上就要反攻了，就勸蕭乾放棄即將到手的碩士學位，說，你人生的選擇，甚至人生的機遇已經擺在了眼前。你是要王家學院的碩士學位，還是去當一個馳騁前線，實錄風雲的戰地記者。蕭乾被說動了。在諾曼底登陸幾乎打響的同時，蕭乾獲得了隨軍記者的資格。他的記者證上還有這麼一行字：如果被俘，享受上校待遇。你們說，這是不是有機遇？
第三個例子呢，講一講我自己。我首先不說自己是個成功者，但我覺得我能夠今天跟大家有一個交流，也是有非常多的機遇在背後的。四年大學本科對於我，今天回想起來也是過得昏昏然然，亂七八糟的。書讀得也很亂，沒有一個特定人生走向的把握。我真正走上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路，完全是因為我大學畢業一年之後就認識了蕭乾。對我來說，這絕對是機遇。我周圍很多朋友都非常羨慕我，說你大學畢業一年之後，麵對紛繁複雜的人生正不知所措的時候，認識了這麼好的老師。所以我想，機遇的存在跟遇到另外一個可能改變你人生抉擇的生命有關。那產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但你在當時還看不出來。要不是我們兩個有緣分，不是我也很勤奮，很努力，不是蕭乾先生也很賞識我，提攜、教誨，我怎麼可能有今天。當90年代初“全民皆商”的時候，如果不是蕭乾先生指引我在文學的路上執著前行，說不定今天北京僅僅又多了一個小商人。這都是可能的。
一個人的人生選擇太多了，而我們在麵臨選擇的時候又很難變得清醒。這時我們就需要一個清醒的人提示你，而你也要很客觀，很冷靜地看一看這個提示對你來說是不是適合的。我想這對大家將來工作以後麵臨各種抉擇的時候都是有用的，有意義的，交通術語叫“一慢二看三通過”。我想，我們在選擇職業，麵對生存競爭的時候，也需要冷靜的觀察，自我評估。一個人如果到了不能夠冷靜客觀認識自己的程度，機遇也許就與你失之交臂了。機遇有很多是主動性的，也有的是被動性的機遇。我感覺不論是主動性的機遇還是被動性的機遇，你都要把握住它，那才稱其為是機遇。
我再舉下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唐師曾，俗號“唐老鴨”。海灣戰爭期間，自己主動請命跟領導說，我要去當戰地攝影記者。這個機遇就是主動性的機遇。報社的領導答應了，於是中國一個很好的戰地記者就在海灣戰爭的時候誕生了。如果報社領導不答應，假如說是那種很保守的，很禁錮的領導的話，不許去。那這個主觀的機遇就失去了。而作為客觀性的機遇來說，一戰也好，二戰也好，以及海灣戰爭和這次海灣戰爭也好，戰地記者多了。客觀給你的機遇變多了，很多的媒體都在派自己的記者到前線報道。但當這種機遇很頻繁出現的時候，你就發現很難得再出現一個像過去蕭乾先生那樣的記者。你看第二次海灣戰爭，中國記者去了那麼多，卻沒有一個像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唐師曾那樣出名。唐師曾出名是由於第一次海灣戰爭，他是很少數的戰地記者之一，又很有特色。機遇使他占了很大的便宜。蕭乾先生也是這樣，二戰期間中國駐西歐的戰地記者當然不止蕭乾先生一位，當時還有國民黨中央社派到歐洲的一些記者。但是寫出了那麼大量、漂亮的特寫的中國戰地記者似乎隻有蕭乾一個。而且隨著後來大陸和台灣的隔絕，令蕭乾在大陸，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重新挖掘那段曆史的時候，從大陸的角度來談戰地記者，他幾乎是變成了唯一。
我們今天講實情的時候，總喜歡炒作。如果蕭乾先生作為記者進行炒作，是有非常好的賣點的。也確實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媒體僅僅為了新聞效應，宣傳說蕭乾是二戰期間中國唯一的戰地記者。事實是，他不是唯一的。
我上麵講了老舍、蕭乾、我自己和唐師曾這四個例子，其實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有一個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現代詩人，徐誌摩。他成為詩人，也可以說是機遇促成的。他不像蕭乾、老舍出生在一個平民的家庭，他出生在一個商人家，家裏很有錢。父親可以說是一個資本家，想讓徐誌摩長大之後，繼承父業。家裏出錢送他到美國留學，他到美國開始學的是經濟學，不是文學。是他自己感覺對經濟學沒有興趣了。人在青年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思想和人生的夢想是飄忽不定，時常改變的。他忽然對哲學發生了興趣，非要到英國去追隨羅素。在美國拿到碩士學位之後，他就跑到英國去找羅素。而羅素那個時候正在中國講學。於是他就在倫敦到劍橋住了下來，交了一些英國朋友。跟英國朋友的相處過程中，這些朋友就跟他說，我們發現你非常有詩人的性情，你不適合學政治，不適合學經濟，你當詩人吧。而那時候徐誌摩正跟林徽因在倫敦相戀。電視劇《人間四月天》，看過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戀情是最容易使詩人誕生的，徐誌摩成了一個詩人也就不意外。由於跟16歲的林徽因在倫敦相戀，而且自己內在有這種詩人的性情。由康橋的朦朧月色開始，徐誌摩文學的胚胎發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