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封信裏，魯迅便半開玩笑地問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罷。”從那時起，魯迅開始用調侃的語調來寫回信了，這無疑是一個好兆頭。蕭紅的“抗議”，使魯迅對這位女性產生了相當的好感，他似乎已經發現了這位尚未晤麵的青年女子身上有著某種可愛的品質。否則，他便不會在信的末尾，繼續製造出一個“儷安”的小花樣，並打上一個箭頭問蕭紅對這兩個字抗議不抗議。
在近半年的時間內，蕭軍完成了著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蕭紅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生死場》。這兩部作品寫成後，他們寄給了遠在上海的魯迅先生，先生對這兩部作品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方設法介紹出版，並親自為這兩部作品寫序。在序言中，他讚揚《八月的鄉村》是描寫東北被占領小說的“很好的一部”；“‘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但這書卻與‘心的征服’有礙”。而對《生死場》，魯迅則讚揚它“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東北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雖未謀麵，勝似會晤。隻因為一個懂得，一切言語，盡在不言中。
正當兩蕭想繼續留在青島生活和寫作的時候，意外的情況發生了。隨著省會濟南以及山東各地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青島的地下黨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市委書記高菘以及舒群等地下黨員被捕，作為黨的外圍組織的《青島晨報》也被迫停刊。這種政治氣候的突變，迫使兩蕭在青島待不下去了。1934年的11月1日，他們躲開了警察和特務的監視，拋棄了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輪船逃離青島，去了上海。蕭紅和魯迅先生，在互相通信了那麼長的時間之後，終於在上海這個曆經滄桑的城市裏見麵了。
出於對導師的熱愛和關心，第一次會麵後不久，兩蕭便懷著不安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以表達後輩對先生健康狀況的憂慮。關於這一點，魯迅顯示出他一貫特有的達觀態度，指出這是自然法則，不必為此而悲哀。其次，魯迅回信中更多是對兩蕭的指導和幫助，特別是當他看到兩人目下正處於一種焦躁狀態，而無法工作時，便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們現在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麵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毫無疑問，先生忠告的背後所包含的無限情意，兩蕭是深有體會的。
12月19日，魯迅在梁園豫菜館請客，特意將蕭紅、蕭軍介紹給茅盾、聶紺弩、葉紫、胡風等左翼作家。這些人後來都成為蕭紅的好朋友，對她的創作和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不久，葉紫、蕭紅、蕭軍在魯迅的支持下結成“奴隸社”，並出版了“奴隸叢書”。
此外，魯迅還利用自己在上海的關係，積極向出版社推薦他們的作品，蕭紅等人的書稿不但被介紹到當時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有時還轉到良友公司的趙家壁那裏。在魯迅的熱情幫助下，蕭紅到上海後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隨後，散文《餓》、短篇小說《三個無聊人》分別刊登在《文學》和《太白》上。從此，蕭紅的作品便陸續在上海發行的《生活知識》《中學生》《作家》《文學季刊》《中流》等多家雜誌上發表。蕭紅也開始在上海文學界嶄露頭角，成為一顆閃亮的文學新星。
蕭紅的經曆雖然沒有直接寫進她的作品，卻使她在女性覺悟的基礎上加深了對人性和社會的理解。她把“人類的愚昧”和“改造國民的靈魂”作為自己的藝術追求，她是在“對傳統意識和文化心態的無情解剖中，向著民主精神與個性意識發出深情的呼喚”。她的散文充滿真摯樸實的情感，善於捕捉日常生活細節，體現了高尚的人格，表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呐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製（何況我對於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嗎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麵前，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不圓滿”。
這樣一來，兩個人之間的寫作目的就非常相似。
蕭紅一生的遭遇是很慘的，短命、窮困、奔波，她從十九歲離家出走--中間輾轉回去過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爾濱的東興順旅館，後來懷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蕭軍救美”一段。先生的日常起居雖然有許廣平照料，可是內心也是苦的。他的苦，沒人能懂。
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最純粹的情書之一，是兩人真正的精神合作。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既有親密之愛，也有難言的隔膜。據許廣平回憶，魯迅晚年常夜不能寐，獨自走到陽台上，和衣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嬰夜裏起床拉尿，看見爸爸睡在陽台地上，便也不聲不響躺在他身邊。這個場景說明，魯迅心中有解不開的結，他是孤獨的，不是世俗生活的孤獨，而是靈魂深處的孤獨--生前，能真正理解他的人，其實很少很少……
從魯迅逝世後，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從許廣平寫的回憶錄可以知曉，她筆下的魯迅，和魯迅本人文字中體現出來的“魯迅”，其實有著很大的距離。隻有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才是所有回憶魯迅文字中最感人的，遠比許廣平寫得好，不僅因蕭紅才華超越後者，更重要的是她更理解魯迅，更深入他的內心。
正在此時，寂寞的蕭紅常常一個人到魯迅家去，有時一天去兩次。魯迅家客人不少，但純真活潑的蕭紅到來，總讓魯迅開朗快樂許多。
有一次她去魯迅家裏，一進門，什麼話也不說，就咯咯笑了。魯迅問：“為什麼笑呢？”她說：“天晴了，太陽出來了。”--如果說，蕭紅覺得以前的自己一直都是生活在陰雨的天氣裏，那麼，見到魯迅之後的她，是不是覺得先生就是出現在她生命裏的太陽，先生就像是一個帶來希望的使者，在生活裏不斷關心她，在文學的道路上扶持她越走越遠、越走越穩？
兩蕭在上海待了不到兩年，這也是先生生命的最後兩年。對於兩蕭來說，魯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親一樣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蕭紅還是個女人，況且又那麼年輕……起先，他們住在法租界，離魯迅家很遠，而後為了方便見麵，他們就把房子換到魯迅家附近了。
兩蕭常結伴來看魯迅，每天都來。後來，就是蕭紅一個人來了。蕭紅來到魯迅的書房裏，魯迅也隻是平常地問一句：“來啦？”蕭紅說：“來啦！”
家裏來客人的時候，蕭紅便和許先生一起做飯，包餃子，包韭菜合子……兩個女人一起閑話，許廣平告訴蕭紅一些有關自己從前的往事，她在女師大念書，怎麼做家庭教師……兩個女人對魯迅的感情，大概彼此是什麼都知道了，但什麼都不能說……我想蕭紅最可貴的一點就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淳樸和自然，她投向萬物時如初生兒一般新鮮而好奇的那一瞥……大概，或許，這也是先生和許廣平一直都把她當女兒一樣疼愛的原因吧。
當蕭紅在先生這裏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愛時，蕭軍便開始打她--當然了，這並不是第一次了，他是從青島一路打過來的，越打越順手。蕭軍打她總有太多的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據說是他外麵有了女人，又不肯與蕭紅分手。蕭軍大概以為，他對她負有救世主一般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從哈爾濱的汪洋裏的一條船開始的，從此這個責任就深種在他們心裏，一直到蕭紅將死，她還在念叨她的早已娶妻生子的蕭三郎，幾乎是在她生命的每一個困苦關頭，她都會想起他--自己的解救者蕭軍。
蕭軍在上海打她，也許另添了一個理由，但是這個理由他是絕不會說的，也許他心裏就不願意承認--後來魯迅逝世，蕭軍參與了喪事的全過程，行弟子禮，他是走在第一個的--就是這樣吧，每天蕭紅都要去魯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蕭軍知道她去哪兒，卻又不能阻止，事實上，他已經阻止不了她了。她的心早已經不受任何人控製地飛向了先生，飛向先生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