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對當地農民和常熟百姓記憶是深刻的，那就是服裝城的攤位問題。
創建初期，從“馬路市場”轉向規範的集市時，大夥兒集資興建的市場不僅出現負債，且攤位根本沒人要，於是那時的攤位隻能靠分配給農民和幹部們。這種情況發生在1985年“招商城”創辦後的最初幾年。到了80年代末，服裝城的境況完全出乎常熟人的意料。特別是進入90年代後，服裝城的生意之紅火以及自身發展速度之快是誰都想象不出的。做生意的人形容道：誰屁股占了個攤位，誰就像坐在了一座金山上；誰在服裝城內插上一足，誰就等於跑進了自己的銀行。那時，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服裝商像潮水似的湧向常熟，昔日5毛一天也租不出去的攤位，此時輕鬆一倒就是成千上萬元，好的市口攤位、門市甚至翻到幾萬幾十萬。不少前一天討媳婦還要借錢的農戶，一夜醒來便成了百萬富翁……
市場攤位與門市的占有，使當地百姓和外地生意人在利益問題上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本地人的攤位、門市是分攤來的，或者是“走後門”批條子來的，成本低廉。而外地老板是出高價租來或是高出租價幾倍甚至幾十倍，從當地那些有攤位卻無人從商的村民、幹部手中倒來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必然會挫傷那些遠道而來的商人，也最終影響市場正常發展。
1994年春，一位決策者提出：從現在開始建造的所有攤位、門市，全部實行公開拍租，一律停止村鎮、機關單位對村民特別是幹部的“人頭分攤”。
這位決策者就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到服裝城兼任“第一把手”的徐國強。對服裝城內的常熟人來說，他們並不陌生徐國強，因為在他兼任服裝城“第一把手”之時，他還是服裝城的主管上級--虞山鎮的“第一把手”，同時他還是虞山鎮的主管上級--中共常熟市委副書記。派這樣一位大員到服裝城任職，單就這一點可見市委、市政府的重視程度。
當徐國強把這一決策在服裝城一公布，服裝城內簡直炸開了。可是那些外鄉人雖然沒幾個認識徐國強的，聽說這一決定後情不自禁地說：“這是位懂市場經濟的好決策人。”而一部分當地村民及一部分幹部則急紅了眼，說他這樣做，不是存心跟咱本地人過不去嗎？好，如果他堅持要這樣做我們也就叫他過不去。
1994年7月驕陽似火的一天，徐國強書記來到“招商城”，一群村民真的把他團團圍住了，之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著起哄，形成了數百人的圍攻勢頭。從中午一直堵到夜裏十一二點鍾。村民們想問個明白，為什麼要把常熟人手中的金飯碗捧出去分給外地人？
“道理非常簡單：做生意講究的就是公平競爭。以往把攤位按人頭攤分的做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勢必影響服裝城的發展。服裝城發展不起來，最吃虧的要算我們常熟人自己。”徐國強說。
村民問：“前幾年辦市場剛開始搬家拆遷、征用土地，甚至有的祖墳也遷了，吃虧的是我們，現在眼看我們也能賺錢了，可又把金飯碗捧出去分給大家一起吃，這叫啥道理？”
“這叫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徐國強回答道，“市場市場，先得建場，然後方能有市。如果按老辦法分配攤位，中間炒來炒去，既不公平，也不利於形成市場，還造成許多不正之風。如果把市場比作一個籠，那麼客商則是鳥。有籠沒有鳥，或有鳥沒有籠，就等於我們沒市場。再說，攤位公開拍租，麵對的是所有人，對外地客商有好處，我們本地經商者同樣可以公平競爭嘛！”
吵吵嚷嚷了一天的村民們聽了這番話後，頓時靜了下來。頃刻，又有人站起來問：“徐書記，我們可以把攤位讓出來公開拍租，但幹部手中的怎麼辦？”
“一視同仁。”徐國強在這一點上回答得特別肯定。
“可據我們所知，前幾天有幹部聽說徐書記決定要對攤位一律實行公開拍租時，就趕忙先為自己撈了好幾個攤位。”有村民揭發說。
“誰？你們把名字告訴我，隻要查實不管是誰，一律退出。”徐國強掏出筆記本，神情極為嚴肅。
“村支書。”
“查！如果屬實，不僅要責令其將攤位全部交出，還要視情節輕重嚴肅處理。”徐國強特別強調。
群情一片振奮。有人冒出一句衝話：“徐書記，如果有人揭發你不公正或自己有攤位咋辦？”
“有一罰十。如果誰發現我徐某人或親屬在攤位、門市分配上作手腳，誰就有權不讓我徐國強進服裝城一步！”
“要是鎮上、市裏幹部來要攤位，徐書記那你咋辦？”“同樣對待。總之一個也不準走後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