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後，徐國強再次來到“招商場”，當即宣布了那天向群眾許諾的3件事：原湖涇村黨支書停職檢查，對所拿的10個攤位全部退回。市場的新攤位、新門市拍租方案交群眾討論；對涉及村民環境衛生、勞力安置等實際問題，采取具體的解決措施。
一個久積的難題，一場利益的衝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化解，服裝城也因此獲得了質的飛躍：大批客商因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拍租中獲得攤位、門市的經營權後，紛紛在此“築巢下蛋”，由此給服裝城生意帶來空前繁榮。這裏有幾個數字可以說明：1992年前，市場內的經營者常熟本地人占多數，外地人僅占少數；如今，外地人占70%，本地人占30%。需要說明的是，這並非說現在本地經商人少了，而是從商人總數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外地人在常熟市場上賺的錢要比本地人多得多。其次，1992年前，市場的年營業額10來個億。如今已到200多個億。服裝城的稅收和利潤也由1992年的4000萬元，到現在的兩億元。
有人現在評價當年的“拍租攤位、門市”一招，盤活了整個常熟服裝城。而徐國強說，這隻是我們市委包括具體辦市場的同誌在堅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的一招棋而已。20多年來，常熟幹部們為了保證這塊市場的絕對“公平與自由”，是實實在在花出代價與努力的。早期他們這樣做了有人把“告狀信”寫到所有中央、省的主要領導與部委那裏，因此也引出了一場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大爭論。爭論的結果證明他們走的路沒錯。應該指出，在當時有人對“完全自由式”的商市提出疑義本身應該說也是一種進步。曆史就是在這種反複認識中前進的。
前一段時間，突然有兩位北京人闖進我的辦公室。他們一見麵就說要謝謝我，這使我大惑不解。北京朋友笑了，說我們是看了你的大作才到常熟服裝市場搞起服裝生意的，現在賺到了錢，所以來表表心意。我聽後也恍然樂了。前陣子我的另一篇專寫常熟服裝城的報告文學《商市在常熟》在《中國作家》雜誌上發表後，這已經是第三撥人找到我了。
“你的文章沒瞎說。”北京人直率得有時讓人受不了，其中的一位小夥子衝著我就出言道：“我們到常熟做起服裝生意完全是被你的文章‘騙’去的。現在看來我們對你們作家有些誤解了，以前總以為你們筆下的文章多半是瞎編的。通過這次常熟做生意，我們可要給你們‘平反’了。至少--你何作家寫常熟這篇沒瞎編。”
我們幾個一起哄然大笑。
另一位早已按捺不住地對我說：“過去我們倆是在京城做建材生意的。這兩年建材生意不好做。今年年初我倆正愁著不知幹什麼呢！這個時候看到了你的大作。你把常熟服裝市場寫得夠玄乎的，竟能把我們硬給迷進去了。不過開始我們不全信，是抱著去試試看而到常熟的。欺生是所有城市的通病，起初我們對常熟的看法也不例外。什麼攤位公平、買賣自由，好多地方把這些東西僅作為金字招牌招攬客戶而已，真做到的沒幾個。嗨，常熟人還真講公平自由哪！”
“說說，從你的體會中是如何體驗常熟人的公平與自由的？”
先前的那個小夥子搶過了話：“我倆看了你的作品後，沒過春節就往那兒跑了。雖說人生地不熟的，可那兒的人很熱情。我們去時是準備空手回的，結果看到有個商廈正在拍租牌攤位。起初我們以為也就是擺擺樣子，那些地段好的、價格適中的，到最後肯定還不是他們當地人自己占了。可這回在常熟咱哥們算想邪了，拍租結束後一公布，我倆竟撈了個最好的攤位。這不，春節一過，我們就‘南下沙家浜’，又巧逢服裝銷售旺季，兩個月下來，你說我倆賺了多少錢？”
“萬兒八千不成問題吧？”
那老兄狡黠地伸出兩根手指。
“兩萬？”
“加個0。”
“20萬哪！走，該請我客了！”
一片笑聲中，兩位剛剛從常熟回來的北京服裝商與我約定說，等到成為“百萬富翁”後一定在王府飯店“見”。
我知道這並不是遙遠的事。
建立一流市場的要素之二：人和
我免去了天時、地利這兩個重要的市場要素，是因為相比之下“人和”在所有要素中占居核心。再者不用我多講，常熟獨有的天時、地利自古就盛昌。人是創造一切的，同時他也可以是毀滅一切的魁首。
人什麼時候把自己改造好了，誰就是勝利者。
在服裝城內，有一位來自河南商丘的老板非要請我到他在常熟的新居坐坐。我笑問他是不是大“發”了。他說到常熟來做生意“發”是肯定的，不過我請你到我新居坐坐是因為聽說你是北京來專門寫服裝城的，所以想跟你說說心裏話。這可是巴不得的事。但終因時間太緊，我未能到他新居看看。然而他卻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