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問我叫什麼名字？當然可以告訴你嘛。不過也就是在常熟這塊地盤上我才敢這樣做，如果在其它地方我真的不敢這樣做。你問啥原因？黑唄。有人會黑你唄。誰黑我？那就多了，有管理部門的，也有黑社會的，但更不好對付的還是本地人。你知道，做生意的無非為了想多賺錢賺足錢嘛，可在不少地方你就不敢賺錢不敢賺足錢。你隻要一賺錢，馬上就有人後麵盯上你了。哪一路你都吃不消。比如工商、公安、稅務等找你頭上來，敲你多少你就得交多少；黑社會找你頭上，你為保小命也得老老實實拿出去；要是當地人找你頭上來，你更得拱手相送，否則你會沒有立足之地。常熟這兒就不一樣，我們河南一起出來做生意的人不少，到的地方也不少，大夥有體會。在南邊有些地方賺了錢你就得趕緊往家跑，要不哪股黑勢力說不定啥時候就盯上你了。在那些地方，你帶著錢上廁所都得回頭看看後麵有沒有人瞅上你。東北我們也去過，那兒你外地人要在他家門口賺了錢人家就開始擠你了，最後你還是呆不下去。我們河南農村許多地方窮些，跑出來做生意賺點錢本身就不容易，要是碰到上麵幾種情況你說咋辦？隻好打道回府唄。這幾年中，當初跟我差不多一起出來到外地做生意的一批老鄉，基本上都沒在哪個地方呆住。唯獨在常熟這個地方我們的一批人差不離全紮下了根。你問現在我們河南人在常熟共有多少人經商？僅我所在的商丘一個縣大約就有一千三四百人，其中，有二三百是有攤位、門市做服裝生意的老板，另外一千多人都是在服裝城四周做賣菜、開小飯店一類勞務活。這些人大部分是我帶來的。現在光我們商丘一個地方就有20個客商在常熟城裏買了房子，把家都安到了這兒。問為啥？這兒好唄。常熟是富庶之地，過去要說我們河南人到這兒安家落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會我們河南人隻有到這兒討飯的資格。現在不同了，我們在這兒賺了錢，又有了自己的家，你說我不打心眼裏謝常熟人還謝誰呢？他們辦了一個市場，給我們窮地方的外地人創造了兩個‘天堂’：一個是賺錢的‘天堂’，一個是安居樂業的‘天堂’。就說像我吧，過去我想都不敢想我的小孩能到無錫市的“貴族學校”上學，現在我的兩個娃兒都進去了，去年進的。一下交了6萬元，每年還要幾萬元的學雜費。不算啥，我覺得合算，過去做夢都不敢想的事現在都成了現實，還有什麼不合算的？你問我是不是一輩子在這兒了？那當然。不但我，連下一代都在此永遠生根了。常熟現在是我正兒八經的故鄉嘛。這兒又能賺錢，本地人又不欺咱，生活條件也好，我安家在這裏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呢？”
河南老板葛曉峰追著我要想說的就是這些話。他的這些話確實讓人聽了感動，我想就是常熟人聽了也會湧熱淚。其實常熟人都明白：如果你們捧出的不是一顆心，要想留住任何一位無論是有錢還是窮光蛋的異鄉遊子，都是件極不容易的事。然而常熟人今天做到了。他們是在遵循小平同誌理論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做到的。對這事本身受教育的不僅是像葛曉峰那樣的異鄉客，就是常熟人自己我想也應該是一種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自我教育。幾千年來，由於地域上的自然差異，富土上的民族或部落甚至國家，總是排斥那些來自地域自然條件差的窮人。這種民族的、文化的、傳統的和心理上的差異，構成了富國排斥窮國、富地排斥窮地、富人排斥窮人的習性，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問題。這樣的問題，無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它在我們中國也同樣存在，即使在今天。然而從河南老板葛曉峰以及他身邊的一批已經順利從自然條件落後的地方遷移到富地常熟的現象中，我們應當欣喜地感到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上的繁榮，而且可能是包括民族大融合在內的曆史性進步。
應當指出的是：常熟人辦常熟市場帶來的不僅是吸引像河南人那樣的、在常熟發了財又在常熟紮下了根的現象，而更多更重要的是那些來常熟並通過常熟這個市場采到了“花露”又回到自己那兒釀出了更多合味“蜜汁”的辛勤“蜜蜂”……
有道是無蜂的花園不是好花園。我想，覓不到蜜露的花園應當說也不是好花園。常熟服裝市場能吸引全國各地的經商者蜂擁而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兒批發到的服裝穩賺錢。采訪中，就這一問題我向各類外地來的經商者作了詳細調查，結果是百分之百的客商告訴我：從常熟服裝城內批發到的商品，其利潤率在任何時候都能保證在30%左右。這樣一個“任何時候”可包涵了許許多多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的諸多內容，它說明了那兒的商品價格上具有的“三維”優勢。
商品價格從來是決定一個交易市場繁榮與衰落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個時間內、一個空間內、一個地點內的服裝商品，隻要你不具直接批發地、直接原料產地、直接生產加工地中的任何一個條件，你就永遠無法與常熟市場相競爭。而像常熟這樣既具備坐落中國南北之間的地理優勢，且是設施一流的批發地，又是棉紡原料出產地和有數千年服裝加工生產最高水平的三位一體之地幾乎難找。然而，服裝界的行家們說，這僅是促成常熟市場繁榮所占的天時、地利的兩大優勢，還有一個可能是最重要也是其它地方的市場辦得最欠缺的因素，即“人和”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