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銷價差這麼大，那為什麼你們不把價提高些，利潤不也就出來啦？”
他朝我笑笑，說：“這你就不懂了，在常熟任何一種新款式新產品都不可能把價格提得很高，即使有時也可能冒一冒，但出不了三五天就會回落。”
“那是何故？”
“自由競爭激烈唄。你可能聽說我們這兒隻要一個新產品在市場上露麵，隻要一種服裝能賣好價錢，不出三五天這種產品、這種款式的服裝，就會在整個市場上鋪天蓋地地出現，那先前好的價格就一下泡湯了。‘毛利三分吃飽飯，毛利七分餓死人’，這句話在我們常熟服裝界是句至理名言。誰要是違背它，誰可能就會吃大虧。它的中心意思是你在這兒做生意要想做得好就必須采取薄利多銷的戰術，如果違背了它，一時你可能吃了一個胖娃娃，但到頭來吃苦頭的還是你自己。咱這兒開始不是沒有這號人啊，包括那些大企業啊，他們出了一種新產品新款式，投放到市場後可能每件比平時的利潤高出幾塊十幾塊，這時按這兒的規矩你就不能這麼做，你問為什麼？道理太簡單，咱常熟搞服裝的幾乎90%以上是農民，他們一般不怎麼會獨立設計服裝款式，事實上除非那些有特別多資金的人，才會自己獨立搞款式設計。像我們這些中、小戶一般都沒必要也不合算自己專門設計新產品，再說市場變化那麼快，像‘秋豔’、‘聖達菲’那樣有實力的廠家，一天就要向市場推出好幾個新產品，而且人家有專業的高級技術人才，我們能跟得上比得過他們嗎？比不過的。比不過就學人家。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們常熟農民們大多數雖然自己不獨立設計服裝，但對哪個產品式樣好、哪個產品不好賣都心裏清楚。同時在長期的跟別人後麵走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的一套本領，這就是極強的摹仿力。如果你拿一件皮爾·卡丹服裝來，我們也能用幾天時間把它摹仿出來，粗一看—模一樣。你信不信？”
我笑說：“為什麼現在市場上偽劣產品太多了，大概就是因為你們這樣的摹仿高手太多的原因吧？”
這位常熟人連連擺手，說你這就完全說錯了。他說他們常熟人不會有一個人去做這種事。他解釋道，他們常熟人不會去幹假冒像皮爾·卡丹那樣的事，倒也並非所有當地做生意的人都那麼老實巴交，說到底還是因為受服裝市場及其價格的影響。你想，做一件皮爾·卡丹那樣高級的服裝其用料和做工就都會很大，這樣一件衣服成本也就必然很大。你土農民一個，拿出去一件即使跟皮爾·卡丹一模—樣的東西，可人家照樣將你當幾十塊一件的普通服裝來向你要價，那時吃大虧的不還是你嗎？話說回來，像皮爾·卡丹那樣質量的服裝在我們常熟能做出來的人有的是。隻是我們這兒獨特的市場價格決定了我們做那種產品，幹那種假冒的事隻會吃虧，所以才不去幹嘛。再說，我們常熟人也有自尊，像你們北京的“紅都時裝”不也是我們常熟“小裁縫”田阿桐的手藝嗎。要我看，我們這兒產的“秋豔”等一類服裝其工藝不比皮爾·卡丹那樣的外國名牌差哪兒去。你們大城市裏人就是有點兒迷信洋貨，可洋貨跟我們的“土”貨差多少價？幾倍？幾十倍吧？而且你可能也知道，像中國市場上的皮爾·卡丹一類外國服裝實際上都是在我們中國生產，由我們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就因為貼一張名牌商標，價格幾十倍地上去了。時間長了，你們大城市裏的人也明白過來一點了，現在北京、上海等大商場都到我們常熟來進貨，這不是很好的說明嗎？說穿了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穿服裝圖啥？不就是款式新一點，做工好一點，價格便宜一點嗎，而這三點我們常熟正是全有了。
一個農民服裝商能有如此精辟的“服裝市場觀”與服裝營銷理論，真使我大吃一驚。然而令我更加吃驚的，還是常熟人在支持和維護服裝市場的自由價格中所作的，每年有12億人次的受益者沒有看到或沒有想到的那部分可貴的特殊貢獻。
常熟服裝城內的“王府井”--招商場總經理馬盛元給我講起了一件事。有一日，喬石同誌到他的商場視察，見這兒同樣一件衣服，可比北京要出奇地便宜。於是喬石同誌就問，為什麼這兒的服裝賣得這麼便宜？馬總說，這兒的服裝之所以便宜，是因為實行市場自由價格後出現激烈的競爭，生產服裝者的利潤就是勞動力本身，而勞動力本身計入生產者的利潤之後，就形成了常熟市場上的服裝價格大大低於其它市場的現象。另外加上常熟又占有棉紡原料產地和產品直接生產地的優勢，這就構成了到這兒批發和購買服裝總是能賺錢的根本所在。
勞動力等於生產利潤--這就是常熟人民在開拓市場經濟的征程上為我們所作的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