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近年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一個熱門詞。擔心中國不能和平崛起讚同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觀點的人，秉持這種看法；有人強調中國可以走出曆史的循環，找到新的崛起模式，而又不必走上對外擴張侵略的覆轍的國際關係理想主義者較多擁有這種看法。前者看到一個國家的崛起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硬實力”的膨脹，後者則更側重於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的發展。實際上，在現在的國際社會，軟實力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未來的中國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軟實力，這個課題越來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感。
中國和平崛起所麵臨的一個挑戰就是破解國際輿論製造的“中國威脅論”，同時國內也有部分人士主張中國應該走向對外侵略。中國將來是否能夠和平崛起，不僅取決於國際權力結構體係的嬗變、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外交關係等因素，也取決於中國內部的變化，尤其是中國政治戰略文化的變化、國民整體心態和世界觀的變化，這些變化都與社會傳播係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是否和平崛起需要做兩個方麵的準備，首先是國內的問題，其次才是國際環境問題。我國如何崛起，中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中國將以一個什麼樣的麵目崛起，中國的崛起將帶給世界什麼等問題，都需要中國社會有相應的共識。
有學者認為，決定中國和平崛起的關鍵因素不在於倉促地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以實現所謂的“形式民主”，也不在於加速“經濟私有化”進程以保證所謂的“社會發展效率”，而在於找回我們失落的民族智慧和保持全體國民的頭腦清醒。沒有好的軟件和程序，電腦將無法運行；如果一個國家迷失了政治智慧，那麼這個國家就無法正常發展，社會就會處於危險的邊緣。此話點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真正“短板”所在。
第一節社會傳播：中國和平文化傳承之渠道
中華文化中的政治智慧曾使中華民族雖曆經磨難而不衰，飽嚐艱辛而不屈，千錘百煉而愈堅，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寶貴財富，是激勵當今海內外中華兒女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中華文化孕育了崇尚和諧、愛好和平的民族品格。“和合”思想是中華民族曆來的理想追求，也是當代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基礎。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中國曆史的特點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國家戰略的目標選擇和實踐方式隻能是和平的。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時曾預言，“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因此，教育傳播渠道和大眾傳播渠道作為中國和平文化傳承的主渠道在國內大力傳播“和合”理念是中國走向和平崛起的文化基礎。
早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民族的先哲們更是進一步宣示了“和為貴”的價值，頌揚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和合”思想貫穿於中華文化的整個發展進程，滲透於中華民族思想、實踐的各個方麵。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諧友愛的人際關係；境內各民族始終互相交融，和衷共濟，形成了團結和睦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始終親仁善鄰、協和萬邦，與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無論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開辟，還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都給所到國家（地區）和人民帶去了加強交流合作的誠意，傳遞了增進友好情誼的心聲。可以說，中華文化“和合”思想所蘊涵的深刻的經世哲理，已經深深融入中華兒女的血液裏。特別是中國人民在近代飽受戰爭和被侵略的痛苦，更深感和平的珍貴。今天的中國已由積貧積弱走向繁榮富強，並將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劉延東：《偉大的文化推進偉大的複興》，《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3日第9版。）胡錦濤同誌在2006年4月20日訪問美國時多次強調和諧、和平與“和合”的文化傳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礎。4月20日晚，胡錦濤同誌在華盛頓出席由美國12個友好團體舉行的晚宴時發表題為《全麵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重要講話，他指出，“走和平發展道路，在中國具有深厚的曆史文化根基。中華民族曆來強調親仁善鄰的思想。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始終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開展貿易，交流文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符合中華文化幾千年發展形成的民族精神，也符合當代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珍惜和平的崇高追求。”（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47780.htm）4月21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也強調“中華文明曆來注重親仁善鄰，講求和睦相處”。（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48028.htm）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學者甘陽提出，中國在20世紀麵臨的中心問題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但中國在21世紀所麵臨的中心問題則是要超越“民族－國家”的邏輯，而自覺地走向重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的格局。我們讚成這種最終歸屬的判斷，但同時認為20世紀中國麵臨的中心問題至今並沒有解決，中國至今還不是領土完整、主權統一的國家。當然也不排除在中國完成統一的過程中轉型為“文明－國家”，因此這並不妨礙中國憑借深厚的曆史文明底蘊和平崛起。中國的知識精英和大眾傳媒應該向國民傳播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文明底蘊。
在近代以前，嚴格按照民族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並不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隻能是一個“文明－國家”。因為中國這個國家同時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厚重曆史的巨大文明體，因此在西方政治學學界最流行的說法是，現代中國是“一個文明而佯裝成的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誠然，在許多人看來，源遠流長的文明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巨大包袱，這基本上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主流看法，尤其是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時期。
中國要在21世紀和平崛起的一個文化心理轉向就是必須徹底破除20世紀形成的種種偏見，必須樹立的第一個觀念就是：中國的曆史文明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最大資源，而且21世紀的中國能開創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國人是否能自覺地把中國的現代國家置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曆史文明之源頭活水之中。
西方思想史學者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指出，中國的文明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礙。在他看來，20世紀中國的曆史實際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的過程，或用中國本身的術語來說，就是從“天下”變為“國家”的過程。所謂“天下”不是一個地理空間的概念，而是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義是，中國人曆來以從古典時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為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態。但近代以來，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的侵入下，不得不放棄這種建立在古老文明之上的“天下觀”，而以“保種保國”作為最為迫切的中心問題。
實際上，早在一百年前，梁啟超在其著名的《新民說》中就提到，中國人曆來“隻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因此中國人沒有國家意識，從而無法形成現代西方人所具有的強烈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梁啟超認為，20世紀是西方“民族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時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振生靈，唯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未由。”梁啟超的這種“中國民族主義”，無疑與西方現代化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以及建構“民族－國家”的路向是一致的，都是力圖以啟蒙運動的新思潮與新道德來造就“新國民”，從而將中國轉變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即使這種新國民和現代民族國家已經背離了中國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辭。
但梁啟超等人實際上都隻是把現代西方民族主義路線的“民族國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計，而並不是建構現代國家的長遠之途。在《新民說》發表十年後，梁啟超在其發表的《大中華發刊詞》以及《中國與土耳其之異》等文章中提出了“大中華文明－國家”的思路。梁啟超強調，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礎，乃在於由中國過去的建設“文明－國家”思路所形成的國性。在他看來，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長遠之計，乃在於發揚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具有的國性，否則中國就會像土耳其等國家一樣，在現代轉型中失去自己的國性——實際上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縮和滅亡。
因此，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將是中華文明的偉大複興；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是中國曆史傳統中和平地緣觀的文化選擇和邏輯歸屬。但是，如果這種文化選擇和邏輯歸屬缺少了社會傳播係統的引導，國民沒有認識到21世紀中國重建“文明－國家”的曆史使命，中國的和平崛起就可能走上岔路。中國實行和平發展大戰略需要堅實的國內基礎，需要大部分國民的共識與支持，不然，國家隻能把大量資源用在國內的穩定上，而在國際上采取忍讓、退縮的策略，這樣則無法很好地維護國家利益。
第二節社會傳播：重構國民新世界觀之渠道
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國民樹立新的世界觀，需要社會傳播係統引導國民形成大國國民心態。這已經成為不少倡導中國和平崛起的學者的共識。畢竟中國能否和平崛起不僅取決於外部環境，也取決於國內環境，尤其是國民的世界觀。英國劍橋大學曆史學家昆廷·斯金納認為，任何政治實踐都要受到實踐者選擇的觀念和原則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不研究這些行為背後的觀念和原則。同樣，國家行為也是受其背後的國家理念深刻影響的。具體到中國作為大國而行動的時候，我們應該自問：我們是以傳統“帝國”那樣的大國形象而行動，還是以現代性的大國形象活躍於國際舞台？我們要重塑的究竟是傳統帝國的形象，還是現代國家的形象？答案是明確的，中國作為一個重新崛起的大國，支撐其崛起的行為絕不僅僅是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更是一種現代理念和現代體製，以及國民成熟而良好的大國心態。當代中國正在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型為一個現代的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特性決定了我們將徹底告別傳統的帝國體製，而真正成為能夠完全為國際社會所接納的現代國家。引導國民調整心態，更新現有的觀念和原則，幫助他們構建新的世界觀，這些都需要社會傳播係統的參與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