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思維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反思中國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的思維。持這種思維的學者認為，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將越來越難以回避是否應在國際上扮演更為積極的領導角色的問題，隨著中國經濟、軍事實力的強大，韜光養晦的戰略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這種思想發端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科索沃戰爭、中國駐南使館被炸、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伊拉克戰爭、朝核問題以及中日糾紛，導致不少國內民眾甚至知識精英認為，中國外交環境已經明顯惡化，戰略選擇的空間受到嚴重擠壓，若中國外交戰略不做調整，免不了被動挨打，而一旦中國國際安全受到威脅，國內的發展也必將深受影響。彼時，甚至“正是中國的韜光養晦在客觀上維護了美國的霸權”的說辭也浮出水麵。
我們承認，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戰略是在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還很脆弱，麵對西方國家對我實行製裁的特定曆史時期提出的。當全球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本身實力也發生巨變時，這種戰略確實麵臨發展、充實乃至變更的現實可能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思韜光養晦戰略的同時，也出現了其他一些激進的觀點，這些觀點在網上“憤青”的帖子裏體現得淋漓盡致，帶有濃厚的思想對峙色彩，顯得激情有餘而理智不足，甚至會煽動起部分國民的不理智行為。這種輿論傾向，國內媒體如果一味迎合，而不予以引導，就可能形成主流的輿論傾向，使國家的外交方針政策麵臨國內輿論的巨大壓力。中國事實上已經在崛起，但是要嚴防我們的國民在崛起過程中的耀武揚威激進的思想。
長期以來，國內務實的政治家與學者主張中國應靈活地保持不當頭的韜光養晦外交戰略，認為中國必須通過現實主義路徑尋求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隻有繼續開放與變革才能真正維護國家與民族的長遠利益。尤其是自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我國未來20年的目標是建設全麵小康社會以來，經濟發展仍然是國內工作的首要任務，外交工作理應服務於國內發展的需求，堅持韜光養晦戰略的主張依然應占主導地位。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具有積極的意義，遠比那些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更能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
為此，我們要理性對待未來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動，因為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無疑需要世界的原料和市場、和平的環境、暢通的航路以及能源供應的穩定等。中國的安全也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因此，中美之間加強溝通、避免衝突和理性合作是兩國必然的選擇。特別是當某些國外勢力蓄意挑釁中國，企圖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麵以延緩中國的崛起時，國內媒體應正確地引導民眾的情緒，使民眾更加努力地投身國家建設，不使敵對勢力得逞。應該說國內媒體在引導國民如何理性對待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中美撞機事件和中日爭端方麵，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在國際格局如此變動不居的背景下，中國政府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對外心態？中國的國民又需要一種什麼樣的世界觀和對外心態？毋庸置疑，一個日漸民主開放的國家，它的對外政策肯定要充分理解並尊重本國的民意；反過來，一個國家國民總體的對外心態和世界觀必然會影響國家的對外決策。那麼，國內的媒體如何引導國民的心態，尤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世界東方大國——曾在近現代備受西方列強的蹂躪，而今是重新崛起的國家——如何幫助國民構建新的世界觀是目前社會傳播係統亟須解決的一個課題。
一個國家的對外心態雖受曆史、文化等多方麵因素的影響，但說到底還是由這個國家的實際處境決定的。從我國的內部環境來說，中國經濟、軍事實力日益強大，前所未有地改變著中國人的心態。自近代以來，中國人首次用政治和經濟兩條腿昂然屹立在世界麵前，中國人從心靈上開始對外部世界有了一種平等意識、開放意識和容納意識。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在世界上所接收和散發的國際影響也在不斷擴大，中國人越來越關注中國在國際上的權利和義務，在乎外國人對中國的評價，對中國外交的期望值也在大大提升。
但是，國內有部分人被中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衝昏了頭腦，產生出狂妄自大的想法，看待國際問題常有情緒化傾向，在互聯網上經常發表過激言論。這種心態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應該看到，當前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對世界影響力的增強都是就總體態勢、發展趨勢而言的。還應當意識到雖然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在世界上仍處於相當落後的位置，盲目自大的心態不可取，動輒情緒化地主張采取對抗措施更不可取。
從我國外部發展環境來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外交的空間明顯擴大，許多國家都較先前更注意中國的存在。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對中國的防範、恐懼和疑慮也在與日俱增。國際上一些不懷好意的勢力利用中國發展經濟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暫時困難大做文章。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少數人表現出強烈的“弱國心態”，喜歡聽好話，過分在乎別人的好評，甚至把別人的客套話拔高；聽不得批評，即使是建設性的批評也會反應過度，動不動就給別人扣上“反華言論”的帽子；在一些問題上認死理，缺少應變意識，還喜歡講過頭話，愛充“世界之最”。上述心態，說到底還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有礙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關於當下中國國民心態的成因有學者提出了自己觀點。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袁明女士從曆史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物質建設當然重要，但精神文明建設同樣重要。精神世界的建設，說起來是一個世界觀問題，就是怎麼看自己的問題。她引用曆史學家章百家的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百年來的屈辱史，給中華民族的心理帶來無形的烙印，令幾代人乃至十幾代人都無法抹去。對中國來說，真正的災難，還不是過去舊的對外交往體製的崩潰，而是剛剛踏進新的國際社會，一下子就被拋到了最底層，找不到盟友和足以自衛的手段。強烈的反差使中國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和屈辱感；仇外和媚外；向西方學習和抵製西方的影響……這一係列矛盾長久地在中國人心中起伏，因時而異。另一國際關係學者劉江永則從發展的角度分析了近幾年中國發生的一些史無前例的重大變化：中國的綜合國力明顯躍升；社會信息化迅速發展；利益進一步趨向多元化。不過，中國現在還是大而不強，仍處在“大而趨強”的曆史進程中。從國際社會角度看，中國市場的魅力顯著提高，外交活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多邊外交越來越活躍。一個國家的發展決定著國民的心理變化和外部對它的反應。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國人的自信心在增強，一些人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有所發展，但由於中國尚未實現完全統一，曆史遺留的屈辱感和受害意識仍未消弭，民眾對外來壓力和刺激的反彈心態依然強烈。
關於如何培養中國的大國國民心態和新世界觀，國內亦有不少學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認為，羅馬帝國拓疆擴土的氣魄、美國今天的霸權主義態度，不是“大國心態”，更不是我們應該宣揚的。用西方的道德標準和傳統文化來塑造中國的大國心態，是行不通的。國民心態作為一種集體精神隻可能建立在自己傳統文明的基礎之上。我們應重新挖掘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塑造“君子風度”的大國心態；要有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和勇氣，警惕“暴發戶”心態；對外我們要致力於“和諧國際社會”的構建。作為“大而趨強”的國家及國民，要與世界各國和諧相處，不僅需要“求同存異”，而且還要針對不同情況樹立新的理念，從哲學層麵提高國民的心理素質。例如，“求同尊異”，尊重世界不同的文明；“求同納異”，善於吸納別國之長；“求同化異”，遵守我國對國際社會作出的承諾，在擴大開放中推進改革。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我們的國民要防止以下心態：泡沫心態、浮躁心態、自滿和情緒化心態。國際關係學者劉江永認為，要在發展中調適我們的心態，須做到兩點：一要防止先入為主的成見，不宜武斷地認定某個國家絕對是我們的敵人；二要居安思危，居盛思衰。美國、日本等強國都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大國興衰有規律，興於憂患，衰於安樂。中國的下一代仍要有這樣一種心態：做吃苦的一代，奮鬥的一代。切記不能日子剛好過一點就忘乎所以。（《大國的責任與大國的心態》，《環球時報》2005年8月15日第11版。）總之，中國人要養成大國心態和大國氣度，必須要懂自己，懂世界。中國在21世紀複興的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於，如何用自己的語言和精神，和同樣發展了幾千年的另外一套語言、精神進行溝通。
以上這些觀點對社會傳播係統和知識精英在大國心態養成和國民新世界觀育成方麵都具有指導意義，並提出了媒體應向國民宣傳的價值取向。國內大眾媒體和各級各類學校應引導我國國民養成大國心態和新的價值觀，因為一個國家國民對自己國家的看法和國際定位將影響到國家的外交政策走向，是決定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一個重要變量。
一些西方學者也注意到，當中國在國際上越來越被看做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時，中國的自我形象也在悄然改變：從把自己看做是一個被西方列強操縱下的國際製度的受害者，變為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國家”。而一個國家的自我形象對該國的外交政策選擇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一點早已被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家論證過。這種形象被這些國際關係理論家看做是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對象、事件、人、國家和政策的有條理的象征。這些相互獨立的形象構成一個或多或少一致的、統一的整體，從而成為一種信仰體係或“世界觀”，它包括信仰、解釋、假設、感情、傾向和態度。形象就如同一副眼鏡，人們通過它來觀察自己所處的環境，建立對行為的指導，設定目標和偏好。卡內基基金會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斯溫則認為，中國傳統的自我形象和國家角色——一個在近代史上飽受西方列強屈辱的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甚至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外交政策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周琪：《中國自我形象的悄然改變》，《中國新聞周刊》，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6-02-23/1/68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