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反抗政治(3 / 3)

實際上我們說,老子不僅反文明,不光反智,不光反文化,在現實的生活裏麵,老子還特別有勇氣,他敢於反抗政治。老子反抗政治有兩個含義:第一、他反抗當時的政治,這是絕對需要有現實勇氣的,要有道德勇氣的。第二、老子反對一切所謂的對人們的治理。我不光反對今天的政治,所有的政治我都反對。

老子為什麼反對當時的政治呢?因為他覺得當時天下大亂、人民不幸,甚至人民犯上作亂,都是因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出了問題才造成的。老子說。

天下多忌諱,而民弭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因為你政治上的忌諱太多,所以老百姓就越加貧窮,說白了就是政策不放開,約束太多,老百姓無法自由謀生,所以老百姓就越加貧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奇物”我們知道,在老子看來奇物都是不好的,人的伎巧越多,人的心智越發達,人的心思越複雜,各種古怪邪惡的事情也就越來越多。同樣“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越複雜、越苛刻、越煩瑣、越細碎,盜賊就會越多。這一點老子講得太對了,比如秦王朝建立以後,秦王朝的法令就是太嚴厲,同時太瑣碎、太複雜、太麵麵俱到,結果是什麼?不是老百姓守法了,恰恰是違法的人越來越多。天下大亂的責任在誰的手裏?在統治階級那裏。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道德經·第七十五章》)

這幾句話更好理解,也更尖銳、更憤怒。老百姓為什麼饑餓?是因為統治階級稅收太重了。等於說奪了人們口上的糧食給統治階級去了。所以老百姓的饑荒,不是天災是人禍,不是糧食產得少了,而是統治階級剝削太重。統治階級有太多的苛捐雜稅,有太多的差禦,今天讓老百姓去修長城,明天讓老百姓去修黃河,後天讓老百姓去修宮殿,宮殿修好了,還要老百姓去為你修陵墓。如此耗費民力,老百姓怎麼能夠完全聽從呢?老百姓怎麼能夠不起來反抗呢?

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因為統治階級太窮奢極欲,統治階級太想把自己的生活過好了,然後你就加重剝削,加重壓迫,老百姓在沉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中,他已經無法委曲求全,他隻好鋌而走險,隻好起來反抗。最後老百姓甚至都不怕死了。老百姓難道不怕死嗎?老百姓到了不怕死的時候,一定是有外在的原因。當一個人都被逼得不怕死的時候,問題一定在於統治階級。對於殺人的政治,老子更是深惡痛絕並予以詛咒。

老百姓不怕死,用死來嚇唬他們又有什麼用呢?假如讓百姓真怕死,那麼把作亂的人,抓起來殺掉,誰還敢搗亂呢?

本來由大自然來決定誰生誰死,就像有個負責殺人的“審死官”一樣,那些代替“審死官”的人去殺人,就好比是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頭,很少有不砍傷自己手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希有不傷其手者矣。(《道德經·第七十四章》)

老子的思想,即是這種批判哲學。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說。

老子之言亦不純一,戒多言而時有憤辭,尚無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為者,以欲無不為也。

一針見血地把老子的真實思想及獨特的表達方式揭示了出來。老子的很多怪話,不過是批判現實發泄不滿的憤激之辭啊!

講到這兒我們可以講一個故事,是漢代劉向的《說苑》上麵所記錄的,說是古代的大禹,在外麵出行的時候,看到了罪犯,大禹趕緊從車上下來,“問而泣之”,問一問你為什麼犯罪,你犯了什麼罪?而且大禹還為他流淚。大禹手下的人就問他,這些罪人因為他們自己做了犯法的事情,所以才會有今天的下場,你為什麼要為他悲痛呢?大禹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拿堯舜的心,作為自己的心。堯舜是聖人,是仁德之人。那天下的人都是聖人,都是聖德之人,所以那個時候沒有人犯罪,沒有人因為犯罪而受到懲罰,沒有人因為犯罪而把自己弄得如此苦難。可是到我治理天下的時候,百姓各以其心為心,人人的想法都不一樣了。所以不怪他們,是我沒有把天下治理好,所以我覺得非常悲痛,然後他引用了《尚書》上的一句話說。

百姓有罪在於一人。

老百姓有罪,這個罪過最終在誰的手上呢?老百姓犯的所有罪,最終都要歸罪於統治階級,是你沒有把天下治好。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說苑卷一·君道》)

這是大禹說的話,當然大禹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這已經完全不可考了,因為我們今天對於夏朝完全沒有文字可考,這顯然是後人編造的,但是在這個編造的故事裏,體現出了一種非常有價值的政治觀,這種有價值的政治觀和老子是有聯係的。也就是說,天下所有的問題,都不是人民的問題,而是統治階級的問題,甚至人民犯罪,也是統治階級逼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子反抗當時的政治,就有了現實的意義。

我們還要說,老子反對政治,不光是反抗當時的政治,實際上從骨子裏麵來講,老子反對一切對天下的治理。因為他覺得天下本來是很好的,我們為什麼要去治理它呢?老百姓原來的那種生活狀態,自自由由、自自然然,這樣的生活狀態很好,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去治理它呢?實際上,老子在這個地方倒是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中國古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人民需要國家,而是國家需要人民,不是人民需要有統治階級來管理他們,而是因為統治階級需要有人們來成為他們剝削和壓迫的對象。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子反對一切政治,反對一切國家,老子實際上是一個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

關於治理國家,老子說了一句特別有名的話,這一句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道德經·第六十章》)

這句話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治理一個大的國家,就像烹一條小魚一樣。這個話就非常有意思了,治大國怎麼能夠像烹一條小魚呢?治大國,是像烹一條小魚一樣容易,還是像烹一條小魚一樣困難呢?老子這樣的話裏麵,包含他對政治什麼樣的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