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興趣請記住下麵這個關於思考的故事：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盧瑟福，經常教導身邊的人要學會思考。有一天深夜，他走進實驗室，看見他的一個學生仍然伏在工作台上忙碌著。盧瑟福問道：
“這麼晚你不睡做什麼？”
“我在工作。”學生答道。
“那你白天做什麼呢？”
“在工作。”
“那麼你早晨也工作嗎？”
“是的，教授，早上我也工作。”
盧瑟福問道：“這樣一來，你用什麼時間來思考呢？”
在你辦任何事情的過程中，每一天你都必須把思考的時間留出來，這樣就可能想出許多成事的新點子。
大智慧：在人生的旅程中，走過風雨後，坐在柳陰下。倒掉鞋內的沙子，好好想想以後的旅程該如何安排。
降低或改換目標，輕裝上陣
“一杆子捅到底”講的是：認準目標，勇往直前，是一切成功者的成事之道。但一切成功者也應該懂得：人生路上，難免有坎坷，難免遍布荊棘，應該學會改變自己，才可能確保致勝。
當一種動機數經嚐試仍不能成功，達不到預定目標時，應該調整目標，變換方式，通過別的方法和途徑實現目標，或者把原來製定的太高而不切實際的目標往下調整，改變行為方向，則有可能增加成功的概率。如有的高中生，多次報考大學未能遂願，他見障礙難以逾越，就改為報考中專、技校，或是電大、職工大學。“退而求其次”，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目標的重新設定和轉移，不是懼怕困難，而是實事求是的表現；同時，也降低和避免了由於目標不當難以達成而可能產生的挫折感和焦慮情緒。
生活中，有很多的人，寧可在一棵樹上吊死，也不肯退而求其次。雖然他們目標堅定，但卻“盲目追求”。
這是指個體確定的目標由於自身條件或社會因素的限製，不能實現並受到挫折時，可以改變目標，用另一目標來代替，以使需要得到滿足；或通過另一種活動來彌補心理的創傷，驅散由於失敗而造成的內心的憂愁和痛苦，增強前進的信心和勇氣。
下麵讓我們看一看一位普普通通的下崗女工是如何適應現實的。
1997年初，陳紅遭受到了下崗的命運，雖然失去了“鐵飯碗”心碎般難受，但她是要強的女人，她堅信，別人能夠做到韻事，自己也能做到，關鍵是要有決心、有毅力。痛定思痛，她不再寄希望於鐵飯碗，決定尋找自食其力的門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1997年9月，她籌資2000元購買了毛線編織機，並報名參加了編織技術培訓班。一個月後，她用所學的技術開了一個毛線編織加工店，很快生產出第一批產品。織出的毛褲規格齊全，花式多樣，價格便宜，鄰裏朋友口碑相傳，小小編織店的名氣一下在縣城傳開了，生意越來越火。
苦心經營兩年多，別人見這營生有利可圖，便紛紛入圍，小編織店一下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蘇南針織品在響水市低價傾銷，使得編織店的利潤越來越低，陳紅的生意也越來越不景氣。這時她主動放棄了編織市場，另找門路。她走南闖北，調研市場，又辦起了本市第一家塗料廠，高薪聘請技術員，開發出了填補國家空白的產品，一炮打響，取得成功。
從陳紅的奮鬥曆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果斷決定自己創業，如果沒有果斷轉行，那麼她就不會有現在的成就。
在此，我們可以得出一條成大事的經驗：適應現實的變化而迅速改變自己的觀念，最重要的是需要我們有一副聰慧的頭腦和敏銳的眼睛，做生活的有心人。
有些人對待問題脫離實際，就認準了“一條道兒走到底，不撞南牆心不死”，從不顧及客觀情況，隻是單純地以不變應萬變，那隻能是自設苑囿，做繭自縛。而有一些人在突然的、意外的重大挫折麵前，由於原定的追求目標已不可能實現，或是為了用其他行動來轉移、代替心理上的痛苦，就會轉而追求別的目標或是進行另外的活動。這也可以獲得新的成功，得到心理上的補償。
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現實中，離開特定的現實，要想成大事，簡直是天方夜譚。為什麼？因為現實是每個人生活的基礎。對於那些不停地抱怨現實惡劣的人來說，不能稱心如意的現實，就如同生活的牢籠，既束縛手腳，又束縛身心，因此常屈從於現實的壓力，成為懦弱者；而那些真正成大事的人，則敢於挑戰現實，在現實中磨煉自己的生存能力，敢於改變自己，改變目標。這就是強者！
代表人物：曾國藩
能成大事的人無不善變，曾國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三變，被章太炎稱為“善變人”。他精於明變，洞察天下變化規律，因此有遠見卓識，發人所不敢發，為人所不能為，引領時代風潮，獨占風光。“變”這個字，是對他整個一生的最精當的概括。
近代中國是古今從未有過的一大變局。當時清朝麵臨著重重困難，內有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撚軍起義，外有接連發生的外國侵略戰爭，而清朝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也已由盛而衰，走向末路。在此非常之際，曾國藩應運而生，創湘軍，辦洋務，興西學，無一不是開風氣之先，創古今之未見，因此能拯救危局，建功立業，被譽為“中興元勳”。通觀一生行事，善於變化是其顯著特點，也是他得以應對此變局的重要前提。明變是曾國藩變的基礎，是求變應變之本。基於對變化深刻的洞察力，才能夠把握時代的主體趨勢和具體變化中的規律，能未變知變，具有遠見卓識。正因為不斷適時變化，使得曾國藩由一個迂闊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轉變為治繁理亂、再造盛世的豪傑，實現了由“內聖”到“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躍。
曾國藩《彭母曾孺人墓誌銘》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變化觀。他認為“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也就是說“天道”都五十年一變，與此相應，國家、家族、個人更要隨之變化。
曾國藩洞察大勢，在事關國家、個人命運的大事上，具有遠見卓識，未變知變，這是成大事者必備的素質。曾國藩的好友歐陽兆熊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墨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轉向了家。可以說，這三次變化，都是曾國藩未變知變，及時調整人生策略的表現。
曾國藩善於察變的能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一是建立湘軍，一是倡辦洋務。清朝自道光皇帝開始，各地農民反抗清朝統治的鬥爭連綿起伏，起義接連不斷；到鹹豐皇帝時期，太平天國運動蓬勃興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會也舉起抗清大旗，清朝麵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然而，清朝建國之初十分強大的綠營兵和八旗兵在鎮壓“叛亂”中，簡直不堪一擊，屢戰屢敗，根本不能讓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有安寧感。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支新的武裝部隊來鎮壓“叛亂”，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曾國藩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裝——湘軍。為了加強湘軍的作戰能力，曾國藩采取了大刀闊斧的軍事改革，針對綠營的腐敗，用新的戰略思想、新的營製、新的招勇辦法。使湘軍成為一支完全不同於綠營的隊伍。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治軍思想是非常正確的，如果不是湘軍，也許清政權就會在太平軍的進攻下陷於崩潰。
曾國藩組建湘軍是他在軍事上的善於察變的表現。而倡辦洋務，在國內率先建立洋務工廠，則是曾國藩從長遠角度出發，希望富國強兵抗禦外侮的又一種善於未變知變的表現。曾國藩在晚清大變局中，及時做了調整。由一個翰林院的閑散文士變為調和各派、自成一家的通儒，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他之所以能與列強周旋，都與他善於洞察時勢分不開。鹹豐同治年間，他極力推動中國“自強運動”，試圖使中國走上國富兵強的道路，這更顯示了超前的戰略眼光。當時凡製造輪船槍炮、翻譯西書、派遣留學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因為他的大力支持或指導策劃，才得以順利推動。
當時，清朝內部有許多人提出購買外國的火輪船，鎮壓太平軍，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並從英國購買了七艘輪船，打算“先以火輪兵船掃清江麵，即以大炮、火箭等器用攻堅城”。對此，曾國藩也持讚成意見，但是他又認為應該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主張購買外國武器不僅是要鎮壓太平軍，還應該保衛海上安全。
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件奏折中說：“購買外國船炮，近以剿辦發逆，遠以巡哨重洋，實為長駕遠馭第一要務。”從這件奏折中，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是將抵禦外侮、鎮壓起義軍相提並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