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一封信中，曾國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這一思想：“購買洋船之議始於鹹豐十一年五月之妙，國藩於七月十八日複奏，稱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剿發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已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持。”在這封信中，曾國藩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的意見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漸失其所持”，購買之後招募能工巧匠模仿製造，而將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見從這時開始，曾國藩心中就在想著如何“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事情，而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還沒有思考到的。
1862年，曾國藩就在安慶設立軍械所，這是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第一次嚐試。曾國藩將注意力放在了製造輪船上麵。當安慶軍械所剛一創辦，他就任命科學家徐壽、華蘅芳試造輪船。當徐、華終於造出一艘還不怎麼完整的輪船——黃鵲號時，曾國藩欣喜異常，他的滿懷興奮，在日記裏充分地流露出來：“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會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可向中國誇耀的東西了。”
後來為了更進一步縮小與列強的差距，曾國藩認識到不但要自己製造槍炮輪船，還要發展自己的機械製造業。於是他羅致中國近代第一位留學生容閎前來。容閎學問精湛，還具有極其強烈的愛國熱情。他一開始懷著救國的願望回到中國，尋找可以寄托的勢力。他首先選擇了太平軍，但經過接觸，他發現太平天國的將領們都缺乏見識和熱情，使他非常灰心。他早就聞聽過曾國藩的大名，聞召後即刻來到安慶，和曾國藩見過兩次麵，大有相見恨晚之意，曾國藩的明察大局的見識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於是他欣然留了下來。曾國藩也認為這位青年幹練可靠，當即委以重任，派他赴美采購“造器之器”，計劃將來設立一座機器總廠，由此而衍生各種軍火器械的製造分廠。曾國藩奏準賞給容閎五品軍功頭銜，並交付采購機器的價銀六萬八千兩。足見曾國藩對容閎的信賴和期許之深。
安慶的造船試驗工作仍照常進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終於裝配完成了中國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輪船。這艘船的體積很小，船身長約九米多，時速二十五六裏。
曾國藩親自登船試車之後，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認為從此中國可以擁有真正的自造火輪船了。他為這艘“模型式”的小輪船命名為“黃鵲”號，意思是中國此後將“一飛衝天”，不用再匍匐在列強的腳底下了。
他計劃照這艘船的式樣，加以放大，並大規模製造。可是後來發現：要造成與洋船並駕齊驅的真正現代輪船，技術上仍有許多無法克服的困難。而中國當時實在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反複試驗的經費；在時間上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後來安慶造船所並沒有實施擴大製造的計劃，連那艘已經造就的“黃鵲”號也不知所終。
曾國藩是一個永遠不怕失敗的人。一連串的失敗，並沒有沮喪他力圖振作的意誌。相反地，從失敗的經驗中，他更看清了中國自造輪船軍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國自身具有這種能力，才能擺脫外國的挾製，達到自立自強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麵派容閎采購機器，督促他早日回國，一方麵也在尋找其他的機會，獲取生產輪船軍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得一座英國人的鐵廠，其中設備，以造船機器為主，也有製造各種軍火槍炮的機器。李鴻章得了這座鐵廠之後，立即命名為“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將原先已經設立的兩所軍火局歸並入內，擴大製造的範圍和規模。曾國藩得到報告，很是高興，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閎自美國采購回國的機器一百多種，悉數運抵上海，曾國藩全數批交“江南製造總局”使用。雖然廠中有的是造船機器，但由於經費及技術的限製，起初隻能從事槍炮軍火的製造，結果成績很好，產品與西洋不相上下，受到這一鼓舞，曾國藩決心更進一步，兼造輪船。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國藩準年撥江海關洋稅一成約二十萬兩，專供造船之用。一麵加聘洋人工程師及工匠，指導華工製造技能，一麵責成局內委員，朝夕討論研究，編譯圖書，謀求製造技術的改進。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輪船完工，費銀八萬兩，載重三百餘噸，逆水時速七十華裏、順水時速一百二十華裏。這是中國人自己製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輪船。
曾國藩親自登輪，在長江中試航一遭，感到非常滿意，命名為“恬吉”號。於是向清廷奏報造船及試航經過。清廷甚為興奮，降諭對曾國藩嘉獎備至。這一艘船是將輪機露出水麵的明輪，從第二號開始，便改造暗輪。輪機、汽爐、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備，完全由中國員工按圖製作，外國工匠僅處於谘詢顧問的地位而已。這所造船廠直到民國時代，仍在中國海軍的修造及維護艦艇工作上，擔任著重要的任務。
曾國藩又采納容閎的建議：在製造局之下，附設一兵工學堂，招收中國青年入學，學習機械工程的理論與實踐，培養各種工程師人才。局中另設“翻譯學館”，專譯有關製造機械船炮的西書。譯書的方式，多數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後由精通繪圖和算學的華蘅芳、徐壽等加以筆錄。譯成的書，即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應各方需索，廣為散布。到同治末年，已譯成的書籍有數十種，而到光緒末年，則多達一百七十餘種。翻譯的範圍，也由製器船炮擴及各種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及至軍事、醫藥等書。國內各地對西學開始有所了解，大多數都是通過江南製造局所譯西書而獲得的。而現代科學知識的種子，正是由曾國藩播下的。
同治九年，曾國藩因天津教堂案而遭受極大的打擊。但即使在眾口交詆、心力俱瘁的情形之下，他仍念念不忘為清廷培植一批人才，奠立他日得以自強的根基。
這年容閎向他提出一套選擇學生留學美國的計劃試辦，以四年為期，每年選派十二至十四歲的聰穎幼童三十名，共一百二十名，前往美國讀書。預定每人留學十五年，學成之後，依次回國服務。如果成績良好，以後即著為定例，每年照數派遣。
如此則中國今後富國強兵的人才，可以不假外求。曾國藩表示同意，隨即與江蘇巡撫會銜入奏。及曾國藩回任兩江，清廷已批準留學計劃。
曾國藩、李鴻章（湖廣總督）與容閎等乃酌定留學章程十二條，詳列招募學生、施教步驟、管理及經費等事項。雖然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間，曾國藩不幸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學生三十人，仍於當年夏天由容閎、陳蘭彬等率領，起程留洋。這一留學計劃，後來由於守舊勢力的阻撓破壞，未能貫徹。不過就在這一百二十名留學生當中，已造就了一些人才。最重要的，是留學風氣的開創，它為古舊閉塞的中國社會，開辟了一條道路，由這裏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領域。日後中國士子出洋留學的為數日眾，中國人的眼光見識也為之日廣。追本溯源，曾國藩的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自強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措施雖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已使中國開始了近代化的旅程，所以有人將曾國藩譽為中國的近代化之父。
曾國藩做事果斷堅定，正因為有明變為基礎，熟知天下大勢，有遠見，所以能立於不敗，在軍事上如此，在發展近代工業上也是如此。對此，許多人已做出了評價。如李鴻章之見李瀚章，評論他創水師、援武昌時說：“此其深識遠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李元度在他所寫的《曾文正公行狀》中也說：“其識力之高深遠密者，不可隱度論也。”民國著名史學家陳恭祿論道：“曾國藩雖非將才，然能謀而後戰，審察利害，不求一時之功，而有深思遠見之方略。”現代著名學史家鄧嗣禹也說：“曾國藩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事實證明，不但在指揮戰爭方麵，而且在其他方麵，他也是如此。”
麵經：必須深諳識人術
結識知心朋友，擴大合作團隊是人們美好的社交願望，然而被人欺騙、受人捉弄、遭人排斥、反目成仇的現象俯拾即是，就是因為識人本領還不到家。
走出表麵識人的誤區
識人的正反兩方麵經驗對識人都各有作用：前人識人的經驗可使人耳聰目明，提高人的視覺力；前人識錯人用錯人的教訓能使後人避免步其覆轍。人在觀察事物時由於思想方法、所處環境，以及自身立場、角度不同，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片麵性，致使對事物的認識失真、失實。同樣，在觀察人、識別人時，如果不善於知人就會魚目混珠，忠奸不辨，輕則埋沒人才、重則貽誤事業，因此，公正地觀察人、識別人就顯得十分重要。在這方麵，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都給人許多啟迪。